一 浪漫主义喜欢“崇高”。积极的浪漫主义自不必说，即使消极的浪漫主义，也是如此，在忧郁、哀怨的情调里，总支撑着一股崇高的精神。那废墟上的“蓝花”（蓝花是浪漫主义的意象）②，显示了一股清独、孤傲之气。若以“平民化”与“贵族化”来加以区别，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显然是贵族化的，并且是很贵族化的。这从屈原那些色彩绚丽、大气磅礴的描绘之中，很容易领略。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艺术，贵族气息尤盛。歌德的贵族格调无时不在。夏多布里盎的贵族格调则几近于金碧辉煌的天堂了。③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虽写的是“丑八怪”与流浪女，但那巍峨的大教堂、震撼灵魂的钟声、飘渺不着边际的恋情、高于一切胜于一切的题旨，仍把我们从平民的境界里拔脱出来，而引上天路神阶。 浪漫主义绝不会选择平常与庸碌。 正宗的现实主义荡涤了贵族气息，从空中落到地上而直面存在，并且尤其热衷于平民化的生活图景（从巴尔扎克对伏尔盖公寓的客观描绘，可窥一斑④）。但现实主义（特别是后来的所谓“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类的现实主义）在抛弃贵族化的时候，却把“崇高”留住了，并且将它推到了要紧的位置上。在那些作品里面，人物虽乃平常之人，但被赋予了英雄色彩。他们虽然清寒与卑微，但他们有伟大的献身精神，有不可磨灭的生存耐心，有高尚的情操，有一个完美的心灵世界。他们虽然弱小，但却是不可战胜的。⑤现实主义坚信人类生活中永有崇高一面，将崇高作为追求的目标，并想以崇高来感动这个世界。许多现实主义作品所做的，不过就是感动的文章，既感动作品中的人物（一些人物的转变就是因为受了感动），也感动读者。从表面上看，现实主义放弃了天堂，回到了人间，甚至走进了地狱（批判现实主义者认为，人间实际上就是地狱。那里头的崇高是通过炼狱与拆狱而体现出来的），但从它欲想抵达的“彼岸”而言，它的心思仍然还在天堂（把地狱变成人间，再把人间变成天堂）。 由于现实主义依旧仰慕崇高，因此，它在自称回到平常世界时，却是绝对回避庸碌的。 世界进入了现代状态。“现代”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大概更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现代”意味着“从前”的了结，意味着人类从此开始书写新的历史。旧有的伦理观念，旧有的存在论，旧有的生活规则，旧有的审美情趣……所有一切“旧有”，皆受到怀疑与冲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实际推翻了。世界要重新创造解释存在、生活、人生、艺术的语言。所有的一切，都有了新的说法和新的实践。在那些依然储存了旧有信息、并从心底深处留恋“旧有”的跨时代的人心目里，这世界大有“一切都乱了套了”的样子。他们甚至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变态了。⑥而所谓的现代状态，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失去神圣感。现代思潮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这一点：从前的世界是一个被神话了的世界；这个世界被美丽而抒情的语言遮盖了；权威主义、英雄主义等被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营造起来的理论，既歪曲了人性，也没有在引导人类走出卑贱、丑陋、庸俗方面收到多大成效；事实上，这个世界有点糟不可言，糟到令人“恶心”⑦的地步。从前的所有的作法，均遭到怀疑与批判。现代主义首先认为：给人类创造一个包含“责任”、“目标”诸方面的精神体系以供人类作为行为规则，无异于制造灾难，由崇高感而酿造起来的激情有百害而无一益。⑧那个被虚幻出来的高而远的世界，除了给我们留下眺望的劳累与追求的疲倦之外，我们将一无所获。⑨我们甚至连自己的语言都要怀疑。现代哲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数千年运转，使语言在年复一年的流转之中，早已成为没有“实际”的空壳。而我们却在用它进行交际，进行思维，进行体系的建立，其结果是离真理相去甚远。⑩“旧有”如同一面涂满油彩的巨壁，在“现代”激烈风雨的剥蚀之下，显出原有的实象来。(11) 现代主义在像现实主义一样重视平民生活图景时，并不放弃贵族的生活图景。然而，在现代主义这里，不管是平民图景，还是贵族图景，其底处皆是一样：没有崇高，只有庸碌。 中国当代文学仅用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西方人花了上百年才走完的思想历程。 “文革”十年以及在此之前的十七年，中国文学基本上被浪漫主义所垄断。这种质量低下的浪漫主义，没有留下多少至今还仍可称道的作品。那些崇高的理想和崇高的情感，在今天看来，显得过于离奇、荒诞和矫揉造作了。(12)其间，虽然有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倡导，但实际上现实主义始终未能被“结合”进来。至于“干预生活”、“写真实”、“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13)等种种念头，自然更无实践的可能。相反的倒是，这些念头每一闪现，便遭到猛烈打击，更将那种痴人说梦式的浪漫主义推到显赫位置。 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坛大有废黜“浪漫”、独尊“现实”的架势。当时的报刊杂志，发表了许多呼唤现实主义正位的文章。对浪漫主义的冷淡和对现实主义的热衷，是当时文坛的普遍情绪。因为现代主义思潮还一时未能真正进入，那被千呼万唤的现实主义，仍是崇尚崇高的。《天云山传奇》在悲惨的环境里，刻画着一些具有崇高精神的人物。他们的遭难，反而将其崇高格外鲜明地展示了出来。《人到中年》里的那个陆文婷，在家庭困难与工作艰辛中挣扎，依然没有跌落到庸碌之中，而比“也会疲劳”的金属显出了更强的坚韧意志。蒋子龙笔下乔光朴之类的改革者形象，更是伟岸在前，金光灿烂。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才不光作为思潮、而且作为一种情调，真正传播开来，我们并且有理论有系统地对它有了实质性的了解。由现代化的西方产生出来的现代主义思潮，在还没有走入现代化或者说还没有走入程度很高的现代化的中国，却十分地走俏（其原因十分复杂）。在反崇高这一点上，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几篇作品，大概是最早的文本。它们已经将人们的视线引入庸常，让我们看到凡夫俗子们的浑浑噩噩、了无雅致的生活现状。但这些作品并未成势。在反崇高这一点上，并未给人造成特别强烈的印象，人们的注意力大半被吸引到它们的哲学性主题上去了。摆开阵势、目标明确并乐此不疲地对崇高加以抨击、嘲弄的大概是王朔。他几乎将从前文学作品中所有一切象征着神圣、崇高的形象(14)，以他特有的方式（王朔式的调侃）而将其于瞬息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就瓦解掉了。但由于他过于“明火执仗”，过于工于这一方面的心计，加之有点漫画化，使许多人不能接受他的作品，甚而有贵族化者耻于阅读他的作品，更不肯去认同他。这期间，还有实验派的作家。他们自然不屑于崇高，并也是将其作为“旧有“而加以解构的。他们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本身的解构，就是反崇高的一举。然而，他们将太多的心思用在了叙述上，用在了故事的设计上，把评论家与读者的注意力几乎全部吸引到“叙述游戏”、“技术化倾向”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