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01)04-0084-06 Frank Lentricchia和Thomas McLanghlin编写的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2]一书在今天西方文论界有较大的影响，但中国目前还没有译本。该书的编写者也大都是当前活跃在学术界的新锐学者。书中较为学理化地将近十几年来最新的批评术语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值得注意的是，诸如Writing（书写）、Author（作者）、Representation（再现）等等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概念，竟然也会在这本书中出现。一种新的描述和概括使这些似乎本应退役的词儿又获得了理论运作的冲击力。著名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所写的Writing一文则是其中的代表。[3] 在这篇文章里，芭芭拉比较关注这样三个问题：“书写”如何成为了一个概念？在诸如巴尔特、拉康及德里达等人理论的洞照下，“书写”是否还是一种明澈的意义载体？“书写”这一概念的产生对文学阅读与阐释有什么样的意义？芭芭拉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给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提供极有趣味的话题。而在我看来，“书写”之所以成为近年来倍受关注的文论范畴，确实和6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论美学的兴衰历程有着紧密联系。书写及其相关理论的衍生，也已经走向关注文本修辞的阐释思路。但是，如果不能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烛照这种阐释，它就只能陷入无穷无尽的文字游戏式的阐释循环之中。 从作品到文本：对差异的寻求 在英语中，"writing"这个词有多个义项，其中常用的则是记录和写作两种含义。在《斐德若篇》里，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个图提献宝的故事。国王塔姆斯接受了图提呈上的数字、算术、几何、天文等许多东西，惟独拒绝了所谓可以医治教育和记忆的良药“文字”。苏格拉底说：“借助文字的帮助，他们无需教练就可以吞下无数知识，好像无所不知，实际上一无所知。”[4](PP.168-169)这样，书写活动就被仅仅看作是匮乏自我意识而主体缺席的文字记录。虽然苏格拉底同时承认，当文字成为心灵中真善美的铭刻记录时，它才是一付良药，但是，文字作为写作的自组织性和主体性仍旧被遮蔽了。 从这个背景来看芭芭拉的论述，就不难理解她对巴尔特写作理论贡献的认可。在1953年出版的《写作的零度》一书中，巴尔特探讨了文学写作(literature)理论的发展与对语言写作能力的怀疑之间的矛盾性关系。在巴尔特的理论中，“作品”(work)和“文本”(text)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致力于对“作者”的发现，这使得“作品”成为一种被某种权威力量笼罩了的“完成物”。于是，“作品”就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可信的再现性客体；与之相对的“文本”则是开放的、非限定性的，同时具有生产性和颠覆性的。因此，芭芭拉指出，“‘作品’和‘文本’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客体对象，而是两种看待所写下的文字的不同方式(two different ways of viewing the writen word)。”[3]作品被看作是作者的产物，这仍然没有脱离苏格拉底视书写为思想的记录的笼罩。文本则是“作者死亡”之后的产物，其异质性、未完成性，使之充满了意义的裂缝，并超越了单一意向的统治。这就是说，巴尔特对“书写”形式序列的存在方式的强调使“书写”成为一种摆脱了附属地位的自由和自主的写作。[5] 事实上，以自由的创作或者文本的游戏来定义和理解“书写”，这显然感受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依德主义的影响。但在芭芭拉看来，《如实》撰稿人（这包括巴尔特、德里达、福科、克里斯蒂娃等）的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的理论视野，明显受到了语言学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书写”获得了独特的内涵。 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创了产生上述影响的现代语言学，在书中，索绪尔从共时性角度（而非传统的历时性角度）用差异原则（二项对立）来理解语言符号的意义生成：符号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有了产生意义的条件。芭芭拉使用了著名的“走马规则”比喻来说明这一思想。即棋子的意义来自于棋类游戏的规则系统对棋子角色功能的认定，并非棋子本身而是“黑与白”决定了棋子的存在。（注：我们可以用“功能”和“角色”这两个概念来进一步说明它。棋子的意义显然来自于它所承担的游戏功能。这种功能必须由双方角色的划分来实现。但是在文学作品中，角色的划分非常复杂，有时角色纷繁，但是各个角色的功能却非常单一。芭芭拉简单地说“黑与白”决定了棋子的意义，显然忽视了“角色不同而功能相似”的这种叙事现象。另外参见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罗钢《叙事学导论》、叶舒宪《结构主义神话学》以及《罗兰·巴（尔）特随笔选》等著作。）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将符号分成了能指和所指(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两个层面。一方面，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一旦结成，就交由语言系统来控制，说话人不能随便改变。这样，索绪尔就把人们的眼光由书写活动的历史和现实层面引到了书写活动的符号系统内部不同的关系层面。这似乎为后来巴尔特将书写看作是一种特定的意指系统和编码活动、呼吁人们将阅读的注意力转向能指的思想开了先河。更为重要的是，索绪尔注重了符号间差异关系对符号意指的内在规定性，从而使“差异”成为搜寻意义生成的引领性概念。 能指的解放：从延异到补充 但是，后来研究书写的理论家和索绪尔有所不同，他们更明确地看到了能指／所指以及物质性／观念性之间的连接。一种在我们看来比较奇特的理论是，将能指从各种观念性压力和秩序性要求中解放出来，就可能形成对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具有拆解性质的力量。这一点在巴尔特提倡的“文本的极乐”理论中有着一定意义的体现。尽管如此，关注书写的内在编码关系，分析文本的活动组织，恰好是打开书写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种力量复杂勾联关系的一个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