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稿纸上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时，我所想的是最近著名作家王蒙与青年批评家王彬彬之间的一些文字。 王彬彬是一位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供职的文学博士，他自然远没有被有的名家大师竭力维护的某些大腕作家和大腕歌星、影星那样声名四播，但他的一些很有见地的理论文章则颇引人瞩目，特别是其直抒真言、切中时弊的批评短文，虽然行文尚欠火候，却深受读者欢迎。我与王彬彬素昧平生，无缘识荆，但颇欣赏他“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媚俗和庸俗挑战的冲刺勇气。 春节期间，同居长沙古城的一位评论家打电话给我，对王彬彬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批评文章《名人打喷嚏》和《著书唯剩颂红妆》很感兴趣，建议我找来一阅。另一位青年散文家近日来舍下谈及此文亦深有同感。我周围的同行谈及上述文章也颇有好评，可见这些文章的社会效果实属良好。其实，我对上述两篇文章早已拜读，自然与上述诸君所见略同。没想到王彬彬这几篇文章却引起了享有名家大师美誉的王蒙的“无名之火”。他在今年元月十七日《新民晚报》上发表《黑马与黑驹》后，又在第一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沪上思絮录》。这两篇文章均不点名地点名指责王彬彬是“乘恶言而游四野”，是“用下流的语言”，企图吐一通口水给自己够也够不着的众名家脸上抹黑”，是企图把名家“统统骂倒，太廉价、太陈旧、也太不怀好意了”。甚至在《黑马与黑驹》一文中引伸比附，无限上纲，把王彬彬与当年某失蹄的“黑马”相提并论，谓之曰“俨然又一小黑马——应该算是黑驹——应运而生矣！”继而盛气凌人地咄咄质问：“您到底拿出什么来给读者，您能取代那些被您任意粪土的名家吗？你究竟能为当前和以后的文艺建设做出一点什么贡献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有不肯善罢甘休之势。 也许是我经过“文革”时期九死一生的磨难和当今盛世文坛弓箭手暗箭所伤造成的余悸，神经过于敏感，心理过于脆弱，我拜读这两篇火气冲天的奇文，真是不寒而栗，倒抽了一口凉气。我真不敢相信，身为名家大师的前辈作家王蒙，对待一位初出茅庐，很有才华和理论勇气的青年批评家竟如此不能宽容！记得不久前，王蒙曾经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我喜欢幽默》一文，在该文中信誓旦旦宣称：“我喜欢多一点幽默，少一点气急败坏，少一点偏执极端；多一点雍容大度，少一点斤斤计较；多一点趣味和轻松，少一点亡命习气。”现在，何以面对不合自己心意的文艺批评就这样主观偏激，一点也不幽默，一点也不雍容大度，竟然把自己标榜的处世原则和行文规范丢到九霄云外而反其道行之呢？ 王蒙今年还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宽容与嫉恶如仇》一文，阐述了他对上述问题的界定，大概我确乎是“智障”，反复读过两遍，还是不得要领。王蒙对“痞子文学”可以宽容，高呼“痞子也有值得同情和理解之处”；王蒙对某些大腕歌星、影星出场漫天要价的丑行也可以宽容，认为“总比去偷、去抢要好”；但另一方面，他对勇于批评文坛时弊的王彬彬则不能宽容，对上海几位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良知的青年学者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批评制造精神废墟的不良倾向的言论也不能宽容，声色俱厉地指责他们是“太缺乏人文精神，太专制，太教条”，甚至给他们强加一项“文化专制主义”的大帽子，两相对照我真觉得王蒙的所谓“宽容”之说，是否便是青年批评家费振钟所一针见血指出的“被涂改了的宽容”呢？（见1995年3月29日《中华读书报》） 其实，王彬彬批评某些名家一味陶醉于个人狭小的生活圈子，汲汲于写身边庸俗无聊的琐碎小事，是有的放矢，深中肯綮的。某些作家这类并无多少价值的媚俗文章，假借“闲适散文”之名充斥当前一些报刊，简直是俯拾皆是。如果此类现象相袭成风，泛滥成灾，决非文坛吉兆。王彬彬有感于此，针砭一下，似乎无可非议。王彬彬的文章确有偏颇之处，有的地方甚至失之于峻急，缺乏辩证尺度，但即使如此，亦可以用与人为善、平心静气、平等待人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指出其不足，完全不必要这样睚眦必报，恶语相加，乃至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影射。这样做确实有失名家风范，大师德操。何况反对专写身边琐事并非王彬彬独家之言，早在30年代鲁迅先生就曾谆谆告诫不要把身边琐碎小事敷衍成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确乎是至理名言，时至今日，也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知道，王蒙在某一方面对鲁迅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不久前，他在一次讲演中，曾这样说道：“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见王若谷《鲁迅诱发地震》载1995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他曾这样惊问：“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50个鲁迅呢？我的天！”（见《东方》杂志1994年第5期《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1994年第12期《新华文摘》转载）这一声惊叹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王蒙这样评说鲁迅先生是否严肃，是否公道，读者诸君自会判断。但我却由此联想到今年《上海文学》第3期上刊发的李锐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的自白》，读之不禁默然顿悟，感慨系之。鲁迅先生的确已经不时髦了，乃至常被时下“敢为天下之先”的勇士们当做放冷枪的靶子，此类豪举足以载入今古奇观，录以备考。现在还是回到正题，王彬彬重申鲁迅先生的主张，只是打了一个幽默的比喻：“名家打喷嚏”，目的大概是让犯有上述毛病的名家警醒一下，这和王蒙运用上述幽默手法在本质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姑且不论，形式上却是很类似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王蒙是“不怀好意”，是“用下流的语言”“不分青红皂白地给鲁迅脸上抹黑”呢？再者，王彬彬的文章并未直接点名批评哪位名家，只是泛指当前文坛某些流弊，其本意也许根本就不包括王蒙在内，王蒙何必这样迫不急待地自动对号大发雷霆以至失态呢？难道名家大师就是天生高贵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名家大师就是天经地义应该享受“艺术豁免”权，就是法定被赐予了“批评保险”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