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2)02-0040-05 在理性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之后，今天我们提出了“新理性精神”问题。 新理性精神的提出，是以当今人的生存状态、文化、文学艺术的实践、发展为基础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实践理性。“新理性精神”既是针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的，也是指向人文科学的。 当今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被贬抑，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这与19世纪下半期特别是20世纪人的生存条件、人的生存质量与处境密切相关。一百多年来，人的生存不断遭到挫折，灾难频发，致使理想失落，或信仰神化，进而引发种种精神危机。旧理性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如今不断走向唯理性主义，科学理性逐渐变为极端化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人文理性在唯理性主义、实用理性的影响下，遭到严重的破坏。理性并未实现它的美妙的千年王国的许诺。 西方学者曾经宣布：上帝死了，国王死了，理性毁灭，也即理性死了。20世纪的科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创造力，显示了人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无限伟力，同时它的消极一面、非人性的一面，以及物的普遍的挤压，使人情日益淡化，以致使不少人成为失去人性的人，使人变为精神上空虚的人、平庸的人、丑陋的人。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高涨于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哲学流派蜂起，特别是各种生命哲学、存在哲学，纷纷在生命、本能、感性、非理性、反理性、被极端化的主体的基础上，筑起自己的理论大厦，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的认识，但是它们的极端化，导致了对理性的否定；出现了“新感性”、“交往理性”，力图从不同方向来解释社会生活现象，构想人类的新关系。接着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它一方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改造，另一方面又消解了以往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精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上帝、国王、父亲、理性、历史、人文主义已经匆匆过去，虽然在一些信仰园地中余烬犹存。我们已杀死了我们的诸神。”随后还有人宣布知识分子之死，作者之死，人的主体性之死。人们不断暴露自身的粗俗、卑琐、无奈与虚无。在形形色色的钱性权这类恶棍横行肆虐的今天，嘲弄崇高与人文精神已成为时髦，且会赢得阵阵喝彩；或是把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或是为了大众文化，把人文精神宣布为“最后的神话”，声称人文精神纯属子虚乌有。在恶俗横流、不少人失去生存理想的景况下，人们崇拜自然本能，激赏感性享受，人的精神趋向多元而又凸现混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一些人追腥逐臭，对粗俗、恶俗、腐烂的东西趋之若鹜，这极大地削弱与消解了文学艺术审美的生成。 但是人类必须生存下去，并且理应在精神上获得健康的发展。因此，看到千百年来特别是一百多年来旧理性的走向衰落这一情况，针对各种非理性、反理性主义思潮的蔓延，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一种新的理性的立足点，主张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类学，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以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文化、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新理性精神”。需要郑重说明的是，“新理性精神”不过是一些趣味类似的知识分子，对待人的生存状态、现实状态与文化、文学艺术现象的观点与立足点而已。它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非朝三暮四的应景时尚，而是较长时间思考的结果。半个世纪以来，就我个人来说，经历了生存的拷问，学术中的风风雨雨，各种理论时尚的洗礼，之后而有所悟。新理性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的感悟。 “新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文学艺术内在的精神信念，是对旧理性的扬弃。为了避免旧理性的覆辙、反理性主义的各种思潮的极端化与虚无主义，新理性精神需要在对它们进行现代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从几个方面，确立自身的理论关系：这就是“现代性”、“新人文精神”与“交往对话精神”。这些提法并非独创，有的论题，已经讨论过几百年了，有的论题我做了改造，都是借用，但我都力图给以自己的阐释，并将它们综合成一个立足点。现今是综合创新的时代（注：见拙文：《主导、多样、综合、一种趋势》，《文艺报》1986年3月8日。），综合也许可能会出现一些新意的。 1.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有各式各样的现代性，这里说的现代性，是新理性精神的现代性。 新理性精神把现代性看作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一种现代意识精神，一种时代的文化精神。这种现代意识精神，时代的文化精神，作为一个尺度，是我们建设新文化、新的文学艺术需要长久地遵循的原则。现代性是引导人们进行文化建设、精神创造的思想，这是一个人类“未竟的事业”。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现代主义者那样，把现代性仅仅是看作是出现了反理性之后形成的东西，以为反理性才是现代性的表现，现代性只能是现代主义文化与艺术的特征，这是不符实际情况的。因为其他具有现代意识精神而并不反对理性的文化与艺术，不仅同样表现了现代性特征，而且还维护了现代性。同时我们也不能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声称“现代性”已经终结（注：转引自王治河为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译本所作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当今是后现代性统治的时代了。其实我们现在只是想做现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并不想做后现代的“后知识分子”，虽然在我们这里确实存在着某种“后现代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