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读书》这几期，上海的朋友相继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遮蔽等问题。今天，我们江苏几个学人聚谈，看看能否将其中一些问题深化一下。我总觉得，失落也好，遮蔽也好，这些只是描绘了人文精神在中国的现状，但追问一下，这里面也暴露出我们过去的人文精神理解上的问题。换一种思维方式也可说，正因为我们过去追求的人文精神有问题，所以今天失落了，这样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建设新的人文精神这一空前难题。 另外我注意到，中国儒家的人文关怀和西方近代的人文话语有个特点，那就是她们都成为过社会的主流话语，在本文化系统内占据主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抛弃了儒家的一套人文关怀，所需要建立的人文价值是否也应该力争主流化才可能？反过来，本世纪西方的人文意识之所以在中国总是处在边缘位置，被排斥，在实践中又很难完成对儒家传统的否定，是否也说明既定的西方人文话语并不完全适应中国？ 干：我觉得人文精神在当代，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和思维状态。人文精神的危机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具体地说，多年来我们人文工作者始终是以“参照”作为生存依据的。“五四”时期，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新文化的先驱，对儒家传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所参照的西方人文价值体系是非常明显的。民主、自由、博爱这些价值规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冲突当然是很尖锐的。后来由于种种特殊情况，五四的这种西方人文传统被中断了——这个“中断”也许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又想恢复五四的这种人文传统，但是现实又非常残酷，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忽然成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写照。原来中国知识分子千呼万唤的那套西方人文传统，在西方也面临了危机，面临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西方人文价值传统在崩溃。作为以“参照”为生存方式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会感到陷入一种迷茫的困境。而现实的问题，现实的困境，又在加剧着我们这种迷惘。于是我们便一下子找不到了自己的生存状态。简单地说发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或者对西方已有的人文精神认同，恐怕都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寻找新状态”才是九十年代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很迫切、很重要的话题。 费：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太重现实功利，太重集体原则，太容易媾和认同，缺乏形而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找到自己的个人位置和独立话语，这样，也就谈不上对人文精神有自觉清醒的建构意识。 回顾中国历史中人文精神的发生发展过程，不论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道家对个人生命的重视，从中都不难发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轨迹。但悲剧在于：本来人文精神应该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话语相对立的，可一旦统治阶级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纳入其集团政治话语时，无论儒家型知识分子，还是道家型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级公开的或潜在的“合作者”，人文精神也就在这个时候被阉割、被遗置了。所谓“儒在庙堂”，就是儒家人文精神被同化的一种说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那种“仁爱”理想，有着明显的反对国君暴虐政治的人道倾向，但到了汉代“独尊儒术”，儒学被请进“庙堂”，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话语以后，这种“仁爱”理想的性质就完全变了；而“道在江湖山林”，虽说表面上站在与“庙堂”相对的位置上，可究其实，人的个性自由对现实政治的超越作用，已不复存在，“山林”更多成为“庙堂”的补充，历代许多自认为老庄之徒的文人，“身在江湖，心在魏阙”，就是证明。这不仅是历史，也是近代的现实。从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说曾激烈地抵制过，拒绝过，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传统知识分子同样的悲剧，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越过儒与道的历史思路。事实提醒我们，人文精神只有与世俗的社会功利需求相对抗，才能得到彰显和阐扬。要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对于承担人文精神的责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和价值立场。 彬：统治阶级需要儒家经世致用的一面来维系社会，却不需要凌驾于统治阶级之上的、能检验合理与否、正义与否的“道”，或者对这个“道”进行符合自己统治目的的解释，这种阉割和被解释的东西，可能便是人文精神。明代朱元璋号称“以孝治天下”，但他将《孟子》中的“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如仇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删掉，且声称如孟子在世，一定诛之，就是一例。反过来，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又始终是在抗争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极力张扬一种可以检验制约君权的尺度，极力寻找一种以道统对抗的合理性。如果说中国也曾有人文精神的话，那么这是否就是了？ 至于儒家的人文关怀为什么会被统治阶级阉割，我想这是否与儒家哲学缺少西方意义上的超验价值有关。我们重建人文精神，当然不会与西方人文精神完全相同，但也必然与西方人文精神有相同之处。各个文化和民族虽然有自己的人文阐释，但似乎也应该有一种“家族相似性”。 吴：我总觉得汉末儒学崩溃，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怀疑，是第一次文化大发展的好机会。可惜这个机会中国文人没有利用好，才导致隋唐之后，宋明理学（新儒学）又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比如：东汉末年的范滂，已经对儒家的善恶观提出了“谁汝为善？谁汝为恶？”的质疑，但这种质疑的结果，依然没有摆脱东汉郭泰不隐不仕的矛盾，心灵上落得个“遂散发绝世，欲投迹深林”（《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宏传》）的空茫境地，最后走不出何晏、王弼的“道本儒末”的思维模式，以及阮籍、刘伶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模式。也因此，道教意义上的自然性生命和无为而不为的人格，能否真正构成对儒家的否定，一直是可疑的。后来郭象建立“三教互补”，二程朱熹建立宋明理学，只不过是用事实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道反儒的失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