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今天这样名目繁多的称谓。电子时代，汽车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消费时代……，再加上一个“后”的前缀，什么后现代，后革命，后冷战，等等等等，就更是五花八门，乱七八糟。所有这些命名其实都只是对这个时代某一方面特征的概括和总结，或者是强调，夸张。名目的繁多一方面既是命名者缺乏高度的概括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特征的芜杂、高密度以及变化的高速度。 “读图时代”无疑是针对阅读而“发明”的一个概念。就图的一般意义而言，没有人不曾“读”过图。因此，“读图时代”显然并非指一般的读图，而是指，“图”成为这个时代广泛而普遍的阅读对象，并因阅读对象的改变而导致阅读方式的变化，甚至更多、更大的变化。身处这样的时代，文学的处境必然是尴尬的。可我们不能只说尴尬，我们要问：读图时代是如何形成的，它对文学的影响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我们的尴尬又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要不要，又能不能摆脱这样的尴尬，文学又将如何面对这样的处境？ 夏志清的无奈和希望 让我们从夏志清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起。三十多年前，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的夏志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的前途》。文章辟头一句就是：“我对文学的前途，不抱太大的乐观。”①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甚至整个欧洲，就文学、艺术而言，在夏志清的眼里，已见颓势，这或许是他对前途不乐观的原因所在。夏先生很怕别人批评他是杞人忧天，担心别人指责他只是一己的感受，不能算数，于是特意引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名教授巴顺（Jacques Barzun）”的结论。但问题的关键在，是什么样的现实使他作出了这个判断？ 仔细读一读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夏文立论的基础乃是当时美国的文坛和美国高校中的文学教育，甚至包括他所经验到的更为广大的美国社会的情形。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学所受到的来自影像的冲击，“为了迎合学生的需要，不少美国大学都添了电影摄制、电影欣赏的课程，大学生自己拍电影的愈来愈多，同时他们也真跟文学绝缘了。”对这一点，夏志清先生的看法和态度是：“电影与文学一样容易使人入迷，有醉心电影的青年努力为电影创新境，未始不是好事。但这些青年的努力也证实了一件事：电影早已代替了文学，成为20世纪的正统艺术了。幸亏世界各国教育制度都是比较保守的，强迫学生在中大学时期读一点文学……”。其二，是急功近利的学习态度，“前几年美国学生常问一个问题：这门功课，这本书，同现实生活有没有关联性（relevance）。用这个看法，与其读莎士比亚，还不如研究黑人问题、都市社会问题。”“幸亏”二字意味深长，文学尚能“苟延残喘”于强迫实施的大中学教育，夏先生庆幸之情跃然纸上；可另一方面，这样强迫的文学教育究竟有多少的效果，实在是悬而未决的东西，就现在的情形看，效果自不容乐观，便是强迫也已经越来越少，“与时俱进”，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产业化的教育更使与现实没有“关联性”的文学远离了课堂。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那种急功近利的学习态度并非美国这样一个独尊实用主义的国度所独有，“急功近利”正是现代性的表征之一。 夏先生据此引出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在夏先生看来，文学的这种低迷状况与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大行其道密切相关。现代主义的作家往往“孤芳自赏”，“看不起‘大众传播’，没有学问的一般读者他们也不需要”，以他那时五十多岁的年纪，“要再读一遍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情愿读狄更斯”。还说，至20世纪70年代，“这70年来各种艺术上的成就（建筑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若和19世纪相比，实在瞠乎其后。”20世纪和19世纪的文艺成就究竟孰高孰低，自然不是一个可以妄断的问题，更兼其中尚有年龄、趣味、性情、文化立场，甚至政治立场等等的主观因素在作祟。而且，也许，我们更不该将文学的衰颓嫁祸于现代主义，但夏文确实捕捉到了其中的关节所在，那就是大众传播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文学传播形式，阅读方式也随之改变，最终，改变了的阅读方式直接影响了阅读对象的生产过程、手段和形式。 然而，即使作家们丝毫不被时代和社会左右，情形似乎仍然不可能有太大的改观。原因有二，“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孩子……，他们从小就看电视，读书的时间就减少了，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也无形减弱。”现实不幸被60年代“轰动一时”的媒介学学者麦克卢汉言中：“在当今电子支配人类的时代，一向靠印刷来传播学问、艺术的时代已过去了。”也就是说，被电视带大的孩子对文学既没有兴趣，更谈不上热情，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日益“减弱”的感受力，使他们无法领略文学的魅力，尤其是那些古典名著，即人们常说的所谓“经典”。另一方面，古典的经典正在离我们远去，对当代作家来说，“支配全世界严肃文学的是一个新的近代传统，中国的台湾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都受这个传统支配。而且西方国家生活特征都差不多的，都有同样的苦恼烦闷，严肃的作品都给人大同小异的感觉。”再不够敏感的人也都知道，“世界文学的一致化，当然不是个好现象。”但夏志清这里的逻辑显然出了问题，一个母亲生出哪怕十个孩子，性情、气质等等绝不可能一样，更遑论中国还有这样的古训，所谓“橘之为枳”。所以，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这里，什么样的文学传统孕育、生成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而是与其它文化一样的文学所面临的共同的现代化背景和现实。 这种“灰色文学”的产生并盛行与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现实相关联，与这种“正统灰色文学相抗争的”是“左派文学”，除此以外，“就只有供人消遣的大众文学了，诸凡侦探、科学、武侠小说皆属此类”。在正统文学无望的时候，就文化立场而言无疑属于精英主义的夏先生也只能把目光投向大众文学，还说：“当年莎翁写剧，狄更斯写小说，也是供人娱乐的，当今消遣文学里有没有值得我们注意的作家，实在是文学批评家应该注意的工作。”这话读着令人心酸而无奈，“终日笔耕，写文章、小说供人消遣，是最无聊的事，不如自己多读书，让那些读者去看电视、电影。”这简直就是使气之言了，颇不合“怨而不怒”的儒家规范，可一个文学从业者对文学的感情却也因此跃然纸上。更有意思的，夏先生竟然将世界文学的希望和未来寄托于中国文学的将来。“我们一旦心境好转，一种新的文学应运而生，一反世界文学灰色的潮流，也大有可能。”夏先生不问问自己，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境才能好转？靠什么东西才能使如此这般的灰色心境好转？在文章的结尾，我们终于知道，夏先生其实也别无良策，他只能说：“作家应该想到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抱这种精神去创作，可能比较有意思，不管世界潮流如何，我国文学的前途也比较更可乐观。”这样的话究竟还有多少底气已经没有必要追究，甚至对当时执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之牛耳的夏志清先生的文章，及其文章中的不合逻辑和缠夹之处，我们也没有指摘的必要。值得深思的倒是他的焦虑，以及这一焦虑所产生的文学现实和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