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一些青年学者的笔谈：《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不少报刊相继发表有关文章，有的对当前人文精神的失落表示忧虑，有的不赞成失落之说，认为当前状况正是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形成。针对这一理论热点，本报日前邀请首都文化界部分人士，举行了“新人文精神”问题研讨会。 与会人士认为，一些青年学者提出人文精神失落或危机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当前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取得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相当猖獗，经济犯罪、道德沦丧、思想堕落等频频发生。产生这些消极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既反映了在当前深刻的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利益关系变动、价值观念调整带来的阵痛，又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它既反映了当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弱点，又反映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对我们队伍的腐蚀。面对这些消极现象，人们发出制止精神滑坡、寻找精神支柱的呼吁，是合情合理的，应当正视和重视。 与会人士指出，在讨论中许多论者普遍呼唤“人文精神”的建设或重建，但是，他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并不一致，赋予它的理论内涵或社会内容很不相同。一些论者提倡的人文精神是泛指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要用以抵制物欲横流的倾向。另一些论者则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作为人文精神的标识。在后一种意义上，有的主要是在伦理道德范围主张关心人、尊重人；有的侧重宣传以抽象的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主张以它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消解当前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的则把市场经济的消极面加以肯定，把人的兽性、原始情欲、自私自利、市侩哲学、痞子精神、见利忘义、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等等统统当作新的人文精神，甚至推崇宗教教义的所谓终极关怀，另一方面又公然批判大公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否定革命传统、调侃生活中的美好和崇高、嘲笑正确的理想和信仰。还有些论者强调人文精神应当包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或有价值的合理内容；但也有论者笼统地主张以儒学、国学作为当今的精神支柱，在具体阐释上还宣传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包括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观等等。因此，对于人们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无论其“旧”与“新”，都应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根据不同情况而决定其弃取。 与会人士强调，要坚决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狠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当前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之作为指导思想，搞好各项工作、包括反腐倡廉的工作，认真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文化工作应继续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克服把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的倾向。这些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有力地改变精神滑坡现象。与会人士认为，党在宣传思想工作方面的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关键在于落实，不宜用抽象、含混的术语、口号来加以冲淡或代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伦理观应当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对于那些打着新口号来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抵制。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拒绝人文精神的宣传，如果它是在伦理道德范围内要求关心人、要求反封建、要求社会进步，如果它是张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我们要加以欢迎的。 出席研讨会的人士有：马蓥伯、程代熙、敏泽、丁振海、荀春荣、涂武生、李正忠、刘奔、曾镇南、陈燊、张捷、陆贵山、董学文、刘润为、王仲、王庆璠、曾庆瑞、杨桂欣、熊元义、周玉宁以及本报主编郑伯农等。会议由本报副主编严昭柱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