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1053（2000）01—0081—07 沦陷区是指中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先后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沦陷区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范围，最大时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五大地区以及台湾，其地域之广阔达大半个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南京、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都在这一区域内。相应地，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则是指这一地域内的带有普遍性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以及台湾等几个地域板块，也可以从时间的角度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但由于论题的需要，这里，我主要从宏观的角度、比较的角度把沦陷区文学及其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个总体来进行研究，地域上相对应的国统区文学及其文学理论批评、解放区文学及其文学理论批评，性质上相对应的抗战文学及其文学理论批评将始终是我们论述问题的或隐或显的参照系或坐标。上海“孤岛”文学及理论不在此研究范围内，但仍然是我们研究问题的重要背景。 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特别是沦陷区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至今几乎还是空白，未见有专著出版和论文发表。其实，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在地域上和国统区、解放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是三足鼎立的，在成就上它虽然与后两大地域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客观存在却是不能否定的。据有人统计，不包括台湾在内，沦陷区“沦陷时期出版的作品集在600 种以上，文学刊物（包括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杂志）在150种以上， 有影响的作家有百余人”。[1]这个期刊数肯定是保守的。又据有人统计， “华东沦陷区的文艺和以文艺为主的期刊”仅查到的就有304个， 这里所谓“华东”是一个区域概念，包括上海“孤岛”和台湾，其中“孤岛”的期刊有一百多种，“为整个上海沦陷期间文艺杂志的半数”，“‘孤岛’之外上海沦陷时期以文艺为主的杂志也有百余种。”[2] 而华北沦陷时期以文艺为主的期刊有177种，其中文艺期刊82种。[3]再加上东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的文艺和以文艺为主的期刊，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众多的文艺和以文艺为主的期刊，充分说明了沦陷区的文学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 问题是如何研究和评价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有意耸人听闻地夸大它，象美国有学者“认为1937年至1945年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现代文学是产生在沦陷区的作品”，[4]这是错误的。 但完全漠视它，甚至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有意地贬低它，也是不正确、不公正、不客观的。研究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既要看到它的绝对历史维度上的不足，即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沦陷区的成就和影响都绝对性地不大，但同时也要看到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要看到它相对性的成就。抗战期间，除了象周作人这样的极少数名作家还滞留在沦陷区以外，当时比较有名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撤退到了后方，留在沦陷区的大多是一些“文学青年”和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可以说，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是在文化“大逃亡”之后的文化荒地上重建起来的，最后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应该说相当的不易。同时，我们还应该特别考虑到沦陷区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国人民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下，其生存环境是异常严峻的，文化在铁蹄下苦苦挣扎，其情形可以想见是何等的艰难。文学和文学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在这样一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它处处受到压抑和限制，不可能产生鲁迅那样的民族魂似的大师级作家和理论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如有人所说，沦陷区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5]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两大标准来评论和研究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对于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民族标准应该是第一标准，在异族的军事、政治、经济的高压统治下，文学仍然保持民族的血脉，仍然保持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内容和形式上仍然具有民族的特色，无论是用长远的历史尺度还是用短期的政治功效尺度来衡量，都是值得肯定的。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置生命于度外，勇敢地和侵略者进行抗争，这固然是英雄，值得钦佩和敬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心理上的不屈服，以保持民族特色作反抗，这却是普遍的方式，也是比较现实的方式，这同样是值得肯定的。在沦陷这种特定的背景下，逃避也是一种反抗。政治的标准绝对是需要的，对于出卖民族利益，投靠敌人，卖国求荣的汉奸文学和文学理论，无论它多么有艺术性和理论的深度，都是不可能令国人原谅的，这是全世界的共同标准。但对于沦陷区和后方，显然不能用同一个政治标准。对于后方来说，抗日是一般的标准，而对于沦陷区来说，就是高标准了，所以，同样是抗日，沦陷区的抗日文学与文学理论比后方的抗日文学和文学理论更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 1937年至1945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在文学和文学理论上，抗战显然是非常显著的特点，也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这时的文学显然不只是抗战。不论是在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都存在着“与抗战无关”或者与抗战没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抗战期间，三大地域的最高文学成就恰恰都不是抗战文学，解放区的最高文学成就是工农兵文学；国统区的最高文学成就是讽刺文学、暴露文学的“七月派”文学；沦陷区的最高文学成就是乡土文学、讽刺文学、洋场文学。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作家主要有赵树理、艾青、张天翼、沙汀、艾芜、路翎、张爱玲、钱钟书等，这些人显然都不是因为抗战文学（狭义）而成名的。具体对于沦陷区文学，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既有抗战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有非抗战文学和文学理论。 大致来说，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和特点： 一、旗帜鲜明的抗战文学在沦陷区是存在的，比如程造之的长篇小说《地下》，谷斯范的长篇小说《新水浒》，但这毕竟不是沦陷区普遍的文学现象。同样是抗日文学，沦陷区的抗日文学不同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抗日文学，它不是直接的，不表现在激烈的言辞上，没有明显的愤激的情绪，而是曲折的、深沉的、内在的抗争。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在沦陷区文学中）“同敌伪统治直接对抗的逆鳞之作并不多见，而大多数采取曲折的抗争方式。……较多的作品致力于‘心理的抵抗’的开掘或描写种种蕴含着民族复苏生机的传统民风，其中潜行着某种民族正气。……‘隐忍’、‘深藏’也成为相当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对现实统治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实际上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反抗，对现实的愤愤不平。”[6] 比如广泛盛行于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坛上的“乡土文学”，就是通过对祖国风俗民情的真实描写，通过对民族性、国民性的发掘和高扬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文学，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忧虑，从而具有抵抗的性质。 在沦陷区，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文学抵抗”的就更少。在日本帝国主义文化高压统治之下，整个沦陷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表现得非常惨淡和萧条，因为比起创作来，理论更缺乏含蓄和隐讳的特点，所以直接提出文学的抗日就更具有生存的困难、更冒险、更缺乏可能性。因此，和文学上的曲折抗日一样，沦陷区的抗日文学理论也表现出一种深藏和内在的特点，它主要通过提倡民族性、现实性、国民性来抵抗异族统治和异族的文化渗透与侵略。倡导“乡土文学”，强调坚持五四新文学传统和保持传统民族文学的血脉，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特征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