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20世纪文学史”观的出现，涌现了一大批“重写的文学史”。这些文学史在新的文学史观的操纵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和特色。 一 从“还原”到“重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80年代后，这一史观逐渐深入人心，认为每一个文学史编撰者都会受到它所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材料的取舍，作家作品的评价必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历史从来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而是同观照着它的主体相联系，在不同的历史观影响下，史料组合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文学史作为一种历史叙事，不能等于历史，它本身只是文学史家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是面对历史的一种想象。它强调文学史家的主体意识，认为把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并不能还原历史语境，只能在文学史家手下再构一个历史语境出来。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不同的文学史家对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所构建的历史语境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景观。 二 从集体写作到个人写作，从教材到学术专著 集体写作自50年代(1953)以来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主要方式，其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达到共识以规范教学，强调“共名”、“共识”、“统一”以及“规范”。新时期的文学史写作，在强调文学史家的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它和50年代以来所强调的集体写作截然不同，它以文学史为载体，表现自己的独特的文学史观，以及史料选择的强烈的个人兴趣和价值取向，对文学事件、作家、作品的评价体现出个人的独到见解，对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叙述角度因此而呈现不同的风貌。因此，80年代之后的文学史不再是集体写作下的一本达到了共识和规范的教科书，而成为文学史家们体现个人声音的学术专著。 三 从“盖棺论定”到“钩沉” 从50年代开始，政治的大量介入，使文学史写作成为意识形态的表意方式之一，成为体制内的文学活动。集体写作使文学史家的个人观点隐匿起来，出现共名状态，这种机制下出现的文学史中，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全部遵循政治评判标准，将文学分为“主流的”或“非主流的”、“无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进入新时期，对大多数已被“盖棺论定”的作家作品进行钩沉、翻案与重评，在所难免，它体现了对于文学经典重构的乌托邦冲动，这些重写的文学史的总趋势为：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总结一个世纪文学，试图摆脱以前那种单一的社会历史话语对文学的叙述，而把文学作为具有自身独立价值与内在动力的完整体系，加以整体把握，凸现文学的艺术特征与审美意义。 四 从线性叙述到问题叙述 以前的文学史，着重于对史的展示，以时间为序对历史进行一种线性叙述。但随着认识的深入，有些文学史家认识到：历史不可能完全认识清楚，不可能有一部真正符合历史实际的文学史，重要的是阐发主体认识，而且这种阐释不一定会接受主体检验。历史事实是凝固的，对它的描述是有止境的，而对它的阐释是无止境的。因此，新时期的文学史写作强调的是文学家透过事件，对其背后的本质问题进行发掘与思索，在编写文学史时，以这些问题为纲来进行结构。这些重写的文学史对“传统与现代”、“雅与俗”、“文学与政治”等问题进行关注与思索，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文学史的结构与叙述，体现出新时期文学史结构的特色与总趋势。 五 从纯文学到大文学 谢冕在《百年中国文学大系》总序中提出了大文学的观点，强调文学史写作中对非文学因素的展示与关注。这种观点在传统的文学写作中是不曾出现的。以往的文学史强调“纯文学”观点，强调文学内部规律，自身承传、发展和演变。实际上，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非文学因素对文学发展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政治、经济等非文学因素对中国文学影响在其历史中可能是决定性的。在注意到这一点后，现在的文学史写作对非文学因素的强调已上升到比较重要的地位。 文学史的重新写作与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关注的重点，重写的文学史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以上的特点和趋势，但在越来越个人化的写作方式下，主体与客体的“度”，重构的方式，文学史叙述语言与角度等方面仍留下很多令人思索的问题，留待21世纪的人们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