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12-0150-05 马驰先生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对它们与中国当代文论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述，从而发掘出两者之间的契合性和互动性关系。无论是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研究，该著作都是一项值得学习和参考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言，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再到中国当代文论，其继承与发展的脉络是值得总结的，其借鉴与启迪是值得深思的。由此，一个应然的话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可以说，该著作对这个话题提供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作出了创建性的阐释，进行了合理化的批判与反思，这无疑是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形态的研究需要此种精神和方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形态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重要课题，那么进一步展望，笔者所预见和推想的下一个话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形态之后”。基于马驰先生的研究和论述，笔者有以下“接着说”的粗见。 要有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先肯定要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如何中国化?大体说来有三条主要途径，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直接与中国的文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第二是通过苏俄等马克思主义的中介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的文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第三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介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的文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应该说，以上三种途径是并行不悖的，但为何在当代中国要特别重视第三条途径的研究呢?包括马驰先生在内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学人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20世纪国外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文化理论毕竟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1](Ⅱ-Ⅲ)此一公论，实际上准确地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法身份和存在意义，使我们既有资源以它来还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又使我们有信心以它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文论特别是“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有何意义呢?“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和艺术、审美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也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又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应当说也是与我国新时期的理论结构一致的。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1]13-14所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中应有的且正在构建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有着思想血脉的共源性、理论发展的传承性；另一方面，又有着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文艺问题的当代性。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构成了不可缺失的参照，形成非同小可的启迪。 技术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首要旗帜，从卢卡奇的“主体性丧失”和“主体间疏离”，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再到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它们无不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人的异化状态所进行尖锐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和社会政治批判的必然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都立足于人的生存本性，对技术理性都进行了生存论困境的揭示和批判……它批判了西方的理性化进程历史性的发展后果，揭示了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进步力量，而成为了一种剥夺人的自由和人的本性的现实力量，指出了技术乐观主义、技术理性观念的根本性局限。……与西方其他社会思潮所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并不局限于对文化层面和人的生存方式进行分析和揭示，他们也结合社会经济和政治统治因素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考察，因此他们的技术理性批判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意向和历史性特征，贯彻了一种社会批判的立场，这是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结果。”[1]46-47由此，对应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一方面极其需要运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如果将技术理性崇拜过了头，使“器”颠覆了“道”，必然导致人文精神和伦理价值的丧失。医疗机构中的“手术红包”、奶制品行业中的“三聚氰胺”、食品行业中的“苏丹红”以及餐饮行业中的“地沟油”等等，这些无不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例。当利用技术造假、高智商犯罪和操控网络行骗等情况发生之时，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何为?首先是要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技术理性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观的必然要求，即一切从实际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躲进书斋”“坐而论道”“熟视无睹”等都是错误的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背弃。其次是要履行批判的职能，在面对“技术理性主义”猖獗之时，知识分子的“公正良心”是引导社会正义的旗帜，也是社会进步的希望。此外，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因对社会的批判而忘却了对自我的批判，要时刻警惕和自觉清除身边的“文凭”泛滥、科研造假和学术腐败等丑恶现象，从我做起、身体力行，知行统一本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践行。 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头戏，从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到法兰克福的“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再到英国新左派的“文化主义理论”，这些都无不透露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刻洞见和社会政治问题的猛烈批判。意识形态问题何以变得如此重要?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该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甚至观点相冲突，“但他们都把意识形态看做是‘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把意识形态看做是发达工业社会操纵和控制人的主要力量，都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形式已经由传统的政治经济统治转变为意识形态的统治，即统治的形式已经由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暴力手段转变为‘内在的’非强制性的对思想的控制，这种对思想的控制又是通过各种文化形式潜移默化地完成的。”[1]58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认识是值得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借鉴的，就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实践而言，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一是隐性削弱意识形态：由于市场商品利益的驱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入侵、权力资源的腐败等原因，导致文艺作品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无声削弱，出现了迷拜金钱、美化西方、神话领袖和贬低群众等不正常情况，特别是削弱了文艺的“人民性”，上演一些官僚意识形态的肥皂剧。古今中外的文艺如此丰富，但文艺发展的目的何在?“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2]由此，文艺发展的目的明确了，但文艺究竟如何发展?“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3]二是拙劣强化意识形态：文艺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以政治来统管、强制甚至是压制文艺，只会导致文艺的枯竭和消亡，被证明是非常拙劣而粗暴的。文艺是需要真情实感的，不能搞政治形式主义工程，歌功颂德的文学是没有真正感情的。文艺可以为政治服务，但要通过审美艺术的方式。语言枯燥、情节乏味和形象呆板是应制文学的常态。这正如马克思批评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创作缺点时说的：“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4]554-555也如同恩格斯对此所提出的改进意见：“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4]558可见，马克思主义是重视文艺中的意识形态的，但强调要通过艺术本身来实现。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际，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契合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而还原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正道，我们并没有丢失什么，相反更使我们得到进一步的确证：离“经”但没有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