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而且是伟大的民主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深邃、博大，影响深远。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然而对其中的德育思想的整体考察，尚处于薄弱环节。本文仅就蔡元培的德育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为当今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德育的重要性 蔡元培本就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且十分重视德育，提出了“以公民道德为中心”的教育思想。 1912年2月中旬，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五育并举的思想。他提出的五育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即后来他所讲的德育，加上体育、智育和美育，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蔡元培还明确指出，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以道德为根本。”[1](P135)蔡元培还在《余姚汝湖乙种农学校记》中指出：“共和国以道德为要素，故其民恒能牺私利以举公益。共和国民以自治为天职，故多致力于实业若学理，而厌薄官僚。”[2](P102)为了发展“共和精神”，他把培养“公民道德”作为教育的重要目的。 为什么蔡元培把德育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他是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的。首先，从人的心理特点来说，人性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心理品质是知、情、意。三者虽不可偏废，但从量上相比，“意最广”；以顺序言之，“意最先”。因此他一再强调“以道德为根本”。其次，从当时的现实来看，世界之竞争，如果靠武力和财力，“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出现“贫富悬绝”，劳资“血战之惨剧”，这些都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强兵富国”，进行“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的教育，固然是“当务之急”，但从根本上说，进行“公民道德之教育”，显得更为重要。第三，他从论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出发，强调人类必须满足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两种需求。蔡元培说：“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所需有两种：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学术是。”[2](P92)“一个人不但愁着肚子饿，而且怕脑子饿。”“没有学问，没有知识，常常受‘脑饿’的痛苦。”[2](P101)他把“增进知识”与“修养道德”看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道德修养则是最根本的。“人民无道德心，不能结合为大事业，以与外国相抗。”[2](P11) 蔡元培虽然主张教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心”，但他没有把德育与其他方面的教育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各自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是统一的整体所不可或缺的。他借用人体各种器官的生理功能，形象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贵全身；美育者，神经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1](P135)可见，蔡元培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与“道德决定论”是根本不同的。 蔡元培“以公民道德为中心”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要在21世纪步入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必须尽快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而基本素质的提高应当是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其中加强德育对于当前提高全民素质意义尤为重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较快增长，社会物质生活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这种物质财富的增长，却由于精神生活的相对滞后而日益处于失衡状态，长此以往，势必造成整个社会的畸形和价值意义的崩溃。可见，德育的功能不足或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别是我国正处在社会重大转型时期，坚持社会主义更有赖于对德育的重视。21世纪中国教育的构筑，当以德育为其主导，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必然抉择。 二、德育的内涵 蔡元培的德育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它主要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 关于公民道德教育的宗旨，蔡元培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1](P131)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他还认为，德育的内容是随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若是某种旧道德成立的缘故，现在已经没有了，也不妨把他改过去，不必去死守也。”[2](P117)诸如“尊君卑臣”、“尊男卑女”等观念，以及家长制思想等等，都是控制人们思想的旧道德“魔力”，必须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内容的“优美之习惯”，为“未来之道德开一新径”[2](P27)，必须以民国时代的“新教育”来取代满清时代的“旧教育”。 蔡元培作为一位民主革命家，自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旧道德的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比之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道德意识，无疑要进步得多。然而，他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恰恰相反，他力图论证近代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有相吻合的一面。他指出：“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2](P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