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朔的大红大紫，不喜欢的人当时有自己的解释——王朔就如他自己书中所写，是“流氓”转业干起了“码字儿”，是痞子写痞子，中国社会在文革废墟上生长起来的众多痞子，为他提供了畅销的市场和走红基础。这种解释其实回避了一种现象，即为什么王朔的书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相当影响？连他的痞子语言和文风也被不少知识分子模仿？ 《废都》的出现更让做上述解释的人困惑，一向以“严肃文学”著称的贾平凹，一旦把笔锋从乡土转向其身边的生活圈子，涌出来的竟然也是一群痞子，让王朔都如小巫见大巫。相比之下，王朔写的只算一群嘴皮能耐的小痞，贾平凹笔下才写出了真正入道的大痞、老痞、灵魂之痞。而那些庄之蝶们跟贾平凹一样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这回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写出来的为什么也成了痞子？而且稍有眼力的人即可看出，贾平凹并非在写一个杜撰的世界，也非冷眼旁观，他与他写的世界血脉相通、百感交集地纠缠在一起。作者如此投入，那不可能不是一个真实世界。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以拉了半辈子大提琴的王起明为主角，有些观众认为姜文把王起明演得太痞，倒像位了半辈子排子车。但姜文以他身边的艺术家们证明，他们比他塑造的王起明还要“糙”，嘴更“脏”，刘欢也对此发表了支持的旁证。观众心中的艺术家不过是概念，而姜文和刘欢自己就是艺术家，生活在艺术圈里，当然更有发言权。最近新闻界披露王起明的原型——小说作者曹桂林的所作所为，也从侧面证明了姜文的正确。 庄之蝶、王起明一类“文人”既是今日中国之真实存在，说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近年天翻地覆的众多变化中，一个尚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但却足够深刻的本质之变。 痞子成功的时代 中国曾一直是以“道”（价值准则）为先的社会，或者至少保持表面上的以“道”为先。“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之深刻无比的意义，就在于使中国与几千年的轨道脱离，全面而不可逆地转变为以“利”为先的社会。这个本质之变首先产生于意识形态的转变，并由国家政权推动和保障。在实际效果上，这固然有助在最短时间完成如此根本的转型，但却不能给“道”以循序过渡的足够时间，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道”与“利”的巨大冲撞。 “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重负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几乎已化作国人本能之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连续革命虽然导致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但其中的价值符号与相应的价值关怀，如耻于言利、正派、守法、忠诚、助人、不争、不贪……等，仍然深深地渗透在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有力地节制人们的行为。当中国从道德社会向功利社会猛转，道德禁忌消失，“利”的大门呼啦啦洞开，这种价值关怀就成为妨碍人及时抓住利益契机的障碍。而这时，从来没有道德束缚的痞子却生逢其时，在时代交替的空白中抢到起步的先机，并由此奠定后续发展的优势。原来为“正派人”最看不起的懒汉、二流子、流氓、不法分子们首先迈入万元户、老板、私营企业家的行列，成为“先富起来”的模范和“改革”初期的最大收益者。而在随后越来越赤裸裸的利益竞争中，相应规范与制约（更别说社会价值系统）远不能同步建立，更使得竞争具有强烈的恶性性质。这种恶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谁有道德意识，谁在竞争中就注定只能处于下风。任何人若想在这个新时代获得成功，就不能不与痞子采取同样的行为准则，像他们那样“敢干”和不受道德的束缚。 沉重的贞节牌坊 知识分子经受几十年“改造”，只在八十年代有过短暂的地位上升，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摆脱“被改造者”或意识形态“驯服工具”的角色，被扭曲的人格也未来得及舒展，很快又面临新的失落。他们习惯的是以“道”取“利”，几千年的中国“士”阶层都如此，即使在被改造时期，只要顺应当时的“道”也能得到相应的“利”。然而现在，“道”却成了获“利”的障碍，以“道”为本的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失“利”者。短暂的上扬只能把再次失落对比得更强烈。 他们初始进行了相当一段抵抗，力图用道德优势获得心理平衡，以对痞子们所用手段的蔑视，否定其成功的结果，将其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但这种抵抗很大程度并非出于真正的道德追求，而是在惶惑、嫉妒之中的本能反应，以及出于平衡自身失落感的需要。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系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近几十年意识形态的摧毁下已经基本解体，新的价值系统却无建树。没有价值的支撑，人的内心世界是不可能抵御“利”之诱惑与挑战的。内心失去了“道”，“道”的体现就只在所谓“面子”。 但“面子”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很有分量的，即使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也从来装成正人君子，满口仁义道德，或即使先从黑道起家，成功后也大做捐资办学一类善事挣面子。“当婊子立贞节牌坊”虽是骂人话，却从另一面可见“面子”在中国社会影响之深，威力之大。“道”传承千年，已化作“基因”溶进社会及每个成员的潜意识，价值体系分崩离析，“面子”也照样沉重。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死要面子活受罪”出名，有时甚至到可笑地步。长期生活于贫困使人易向金钱倾斜，面对社会转型，他们内心的欲望早已耸动燃烧，迫切期待投身于利益场的角逐。然而他们过去的角色——无论是作为历代道德的养育者和守护人，还是作为后几十年的道德受难者，都决定道德遗传之深，即使仅剩“面子”，对他们也极难摆脱。 然而只要还讲面子，就只能处在“当婊子立牌坊”的尴尬之中，遮遮掩掩地逐利，不敢放手拼搏，那样既赢不了，又受苦心伪装之累，最终仍然不免暴露本相，反更丢面子，结果既当不好婊子，也立不起牌坊。 以无耻告别羞耻 摆脱“道”的压抑——无论在面子上还是在心理上——成了获“利”的前提，而“道”又如此沉重，必须在相反方向趋于极端才有可能，就像撬动愈重的物体需要愈长的杠杆一样。 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学说，让很多人如释重负地明白（或自以为明白）人人内心都是一口欲望煎熬的大锅，道德不过是锅盖，起到压抑作用，让人异化而已。当年曾在中国知识界掀起的现代主义热潮，希冀从中找到摆脱道德压抑的理论支持，实为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