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风行文坛之后，小说家似乎普遍地追求那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写法，平淡人生，平淡故事，平淡讲述。“原汤原汁”“反抗虚构”，“叙述情感隐匿”等等，即便未被列于新写实圈内的作家，也如同被这只无形的魔手抚摸过，很少有人能漠然置之。为意义而营造，为意义而虚幻荒诞好象已是昨天的潮流，昨天的故事。让人不禁疑惑，眼下的小说，在“写实”的墨香中，真的就“实”到一是一二是二一步不能动弹？“实”到徙具别无歧义的一种解构：“还原生活”？我们的读者是否因了某些评论的关系正在产生错觉：以为小说虚构的本质业已丧失？ 应该坚信，能够称之为“本质”的东西是决不会此一时彼一时的。新近的小说，虚构依然从无数或隐或显的缝隙中顽强伸展头角。其中，寓言介入以写实为基本建构方式的小说便是建构“非真”故事的一种，或曰：另一种真实的话语类型，亦或曰：建立现象与话语间的新型关系。 寓言介入写实化作品，使这类小说出现了如下的矛盾：一方面，以反抗虚构去求“真”──讲述历史或现实故事；另一方面，又借虚构的力量去演示很容易让人看破或许还是有意让人看破的“非真”──寓言。在此必须强调：有无虚构是寓言和历史故事的分水岭。然而对立的双方均不以毁灭对方以立足，而是互融，互补，异质同构，支起一篇小说的完整框架。 其实，寓言这种别具特色的文学样式除了独立成篇外，介入其它的文体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在我国，寓言起步之时更如此。我国先秦寓言，只有一部分是完全独立的，大部分只赋有相对独立性，被专家们称作“依附寓言”，也叫“穿插性寓言”。① 先秦无现代意义的小说，寓言多穿插于他文之中，穿插的方式有多种，但寓言都可单独剥离，独立成篇；不同的是当今文坛寓言一旦介入小说，便融入小说的血脉，单独剥离已决无可能，先秦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改编成寓言，程式为由繁到简，寓言的载体简单扼要，满足清晰就行──得其灵魂；寓言介入小说，程式则由简到繁，寓言载体必得丰腴生动，要满足小说形式对它的种种要求──灵魂与肉体同在。 寓言介入写实化建构的小说，一类是寓言的局部介入，寓言成为“还原”“再现”基调中的“假语村言”，寓言破坏了小说建构方式的和谐，成为小说中触目的“点”。另一类是寓言精神贯注写实化小说，不破坏原有的小说“再现”法则和整体结构。欣赏图景和追求图景意义听君自便，就象登楼既可看楼内设施装璜，又可观楼外楼，楼外天地风光。 先谈第一类。 王安忆的《小鲍庄》以写实的笔墨，叙述着地远天荒的湖洼小村里，男女老幼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女人生娃，病孩夭折，亲子恋母，养女逃婚，寡妇再嫁，鳏汉续娶，青年写文，孤老唱古……鲍氏家族里的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全写得实实在在，贴紧生活，这时的王安忆已失却往昔诗的抒情，诗的纯真、感伤与追怀，由建构在情绪世界里的小说转向建构在坚坚实实的足下土地上的小说（难怪有人推举《小鲍庄》为开“新写实”先河之作），而这“写实”之中偏有一虚幻的精灵，这就是那个叫“捞渣”的孩子，他俨然是人类仁义道德的化身，连模样都“看上去仁义”。小小年纪，就知把本不富裕的食物让给老人，把上学的机会让给哥哥，把游戏时的赢家让给别的孩子，以至在大水袭来时，他把生的希望让给五保户，自己被淹死在大树下。捞渣的生存是为了一种精神，小说用穷野僻壤上一个朴实少年的形象寓指一种精致的完美无缺的精神。小说开篇的“引子”中提到小鲍庄的祖先是大禹的后代，治水时却缺乏大禹式的虔诚。对照之下，捞渣以他的虔诚实现了古老的理想。同祖共宗的芸芸众生活着，仁义的孩子却死了──人类趋善的品性和返朴归真的纯良为何会如此悲凉？就表现手法而言，捞渣这个艺术符号也一如周围其它人物一样现实化地生存着，这倒正暗合了拉封丹的主张；富有诗意的故事总是力求加强寓言的肉体或躯壳，加强所描述的内容的具体性和现实性。“但是，决不能把寓言故事的这种现实性或具体性同通常意义上的现实性混为一谈。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纯假定的、读者自愿陷入其中的幻觉的现实性。”②《小鲍庄》正因有了与通常意义的现实性不同的“现实性”，才在坚坚实实之中透出一股虚幻的空灵之气。 与捞渣寓指的精神相悖谬的另一个寓言人物是《古船》中的四爷爷赵炳。写实层面上的赵炳比起捞渣来写得更加血肉丰满。他“过人的聪颖，国学的根基，最高的辈份，贵人的相貌，庄重的风度，审时度势的精明，应对事变的从容，收买人心的狡狯，逼人自戕的阴险，造孽而能自救的平静，和谐地集于一身，是一个洼狸镇人敬之如神的人物。”③小说写实之际有意露“假”，虚构世医对他的诊断是生有“怪疾”，情妇张王氏则更具体地断言：“腹内藏蛇”。四爷爷的寓言蕴含了千百年农村封建宗法家长制的种种特征和本质，以及它向现代社会延伸、侵蚀的可怕情景。 新写实作家池莉的新作《白云苍狗谣》，寓言象征碎片似地抖落在有意无意之间，讽喻的意味却是明显的。作家让一些政治故事发生于“流行病研究所”，于是，流病所里便发生了当代中国曾经发生过，有的单位还在继续发生着的流行病。小说从流病所里的政治学习日写起：大伙一边轮流念报纸一边在取暖炉上烤出黄铮铮香味四溢的馒头。人们显然对吃烤馒头比对例行公事念报纸更感兴趣。遭到上级批评还振振有辞谐谑：“我们胃疼”，“胃疼就用馒头中和一下”。当今社会究竟哪里“疼”？用什么方式医治这个“疼”？采取流病所里小黑板上写着的：“全天政治学习停止办公”就能治“病”么？小说还有寓言残片意味深长：以研究如何为群众防病治病为本职的流病所的李书记，自己年年冬季生病，每年象候鸟一样飞到内科单间病房过冬。作为窝里斗的落马者，他被调出流病所，赴新任的岗位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一去就捞着了公费去美国考察的美差。“五讲四美三热爱”是母国本土上的新生事物，却要出国考察，这种“病”，流病所怕是既治不了，也治不起。小说的表层琐琐碎碎地讲述着关于单位的故事，小说深层一会在这一会在那地展示关于“病”的图景，“有病”和“治病”，“治病方式”和“能否治好病”聚合成一些非确定的意义。作家本人好象不在乎有什么“非确定的意义”，甚至连“确定的意义”也不指望有，她在篇后语中只强调：“这就是现实，我们不可否认的现实。我以为我应该用文学作品反映出真实的现实。”④而事实上，从作者决意让故事发生在流行病研究所开始，便开始了一种寓言式的扭曲模仿。毋庸置疑，寓言形象所表达的意义，肯定会远远超过作者主观灌注于它的内涵。 再来谈谈第二类，寓言精神贯注写实化小说，或者说，由写实故事整体构成新寓言。 王朔的长篇《我是你爸爸》属于那种具有多元审美层面的作品。王朔小说的火爆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不同层面可以满足不同层次欣赏者需求：“通俗文学”性质的故事；紧贴生活的京味语言；寓言般的指涉能力，等等。这就使他的作品不仅充盈着通俗文学的娱乐性，更在语言与现实之间，故事建构与现实之间创造着张力，这种张力弹性地冲击着小说创作的既定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