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守文化思想的再兴 依目前文化学术中最流行的观念看，20世纪最主流的思想运动一直是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在半殖民化的中国已是进步的旗帜和反殖民的口号。“保守本质”的传统文化和保守主义的坚守者们不断成为批判的焦点。但是，随着世纪末后现代话题和后殖民话语的出现，文化保守主义却显然正成为一个日渐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张炜、陈忠实、贾平凹、张承志、北村、史铁生乃至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作家都表现出浓厚的保守主义文化倾向，更不说社会生活中闲适文学热、易经热、气功热，和家族祠堂，迷信术士思潮所掀起的保守主义文化回归思想。 本土文化一直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本土保守主义鲜明的文化特征表现在，一是崇古心态。以为古的就是好的，甚至越古越好，越是文化理想楷模；二是惧变哲学。波柏(K.POPPER)所说“柏拉图教我们，变是恶事，停止乃一种神圣的事”正适用于本土保守主义者，他们缺乏必要的勇气来迎接未经计划的变动；三是权威崇拜。本土保守主义主干儒家学说很理想地把威权合理化、秩序化；四是道德保守。保守主义者都有着强烈的道德声威需求及继承“道统”的历史使命感，他们甚至将道德看成是人类化的唯一必修课，其它一切只能是选修。 本土保守主义传统在近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抗。一部近代史——从社会文化变迁角度看——就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的论争史。近百年来，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从国家大事到个人婚姻小事，无时不在争论。举办洋务和反举办洋务，学习西洋长技对反学习西洋长技；变法维新对反变法维新，帝制复辟对反帝制复辟，白话文运动对反白话文运动，科学对玄学，自由民主对反自由民主，读经祀孔与反读经祀孔……凡此等等，无一不是保守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的对练。而结果总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凯旋高歌、所向披靡。 但站在世纪末回望历史，我们是否能对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进行价值再评呢？自由主义者海耶克认为，自由主义者有须向保守主义学习之处，他说：“……保守主义者对已成制度爱好，并且是以一种尊敬的态度研究它。至此，除了经济学之外，我们从保守主义者那里得到一些深刻看法。这些深刻的看法，对于我们了解自由社会而言真正有所帮助。柯勒律治、波纳德、迈斯特、缪塞或科特，这些人在政治的主张上是后退的。可是他们确实了解象语言、法律、道德和成俗，这些自然成长的制度之意义。他们的了解走在近代科学研究的前面，而且自由主义可能因此得到方便”。可是我们从来对保守主义攻击有加，研究不足，看不到保守主义的诸种文化功能。如我国晚明保守主义者是一个倍受攻击的文化群体，人们也因此忽视了他们对于早期殖民入侵危险性的洞见。保守主义者黄贞等人敏锐地指出，传教士用各种技艺作媚惑手段，实是殖民侵略的先锋，他们“到一国必坏一国”，（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史》804页）他们不仅侵占了中国的海上邻国吕宋、印度尼西亚，而且强占了中国的澎湖、台湾、澳门并屡次骚扰我东南沿海。对于这一点，晚明激进／自由主义者徐光启、李之藻等是根本未曾察觉的，他们一味西化甚至连基督神学这一正被西方人文主义者摒弃的思想也不加分辩地接收。对此，我们真应好好思量海耶克的话。 从半殖民地的文化经历出发，我们看到，本土激进／自由主义作为殖民地这一社会境遇的文化产物，由富国强民功利目的出发而不自觉地夸大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质和拯救功能。他们蔑视传统价值系统，进而对一切价值系统存愤世嫉俗态度，他们自以为步入一个价值真空地带，不受任何文化系统的羁绊。事实上，他们内心又普遍存在一种悲剧式的“脱序焦虑”（与本土、西方的双重脱序），这种焦虑脱序的危机感成为近现代半殖民化时期最主流的文化心态。摆脱脱序焦虑的手段是逐新，本土人文理性在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学思潮体系中随波逐流，但最终也未找到他所能依存的价值系统的家园归宿。于是，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制衡文化出现了。近现代著名的保守主义者如严复、康有为、钱玄同、梁濑溟、熊十力、冯友兰，早年均是激进、自由主义者，其文化也正是对本土西化潮流疲惫的修复，对本土精神操守信仰的回归。考诸历史，研究现实，我们看到世纪末的保守主义文化本质实际上是与近现代相类似的。张炜在《缺少保守主义者》一文中写道：“在不相重复的，没完没了的争执和角逐中，我渐渐发现了我们缺少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能够坚定地、一贯地固守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确是陈旧的或至少看上去是陈旧的——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他是具有朴素精神的，有可靠感稳定感的艺术家。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正象有人成为先锋派一样地自然而然，易于理解。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些东西上帝必须让他们来看管才好。……失去了他，我们的文学就失去了必要的弥补，失去了可信的揭示，也没有了必要的参照。”张炜的自白表明世纪末高扬保守主义旗帜的思想已幡然醒悟，全盘西化思想对本土现实的毒害，对本土心灵的遮蔽，对本土发展的限制。从而从思想殖民的逻辑圈套中逃出来，以本土赤子情怀坚守本土精神，弘扬本土传统。 2、文化保守主义面面观。 世纪末的文化保守主义呈多向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纵横发展之势，有宗教，有人文；有隐士叛徒，有忠臣赤子；有意识形态，有商业文化价值……在此，我们以几位新时期的先锋、世纪末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作论述对象，权作窥豹之论。 张炜：农业文化的歌者。山东是个出名的文化保守主义集结地，孔子在此生息，梁漱溟也在此进行他的文化实验，新时期山东作家群的特色也在道德关怀方面孜孜以求。《一潭清水》阶段的张炜对农业文化原则深信不疑，尤其对村社道德赞美臻于至清至纯的至境；《古船》阶段的张炜，道德审判色彩渐趋强烈，对村社道德背弃者进行了严历的良心审问和品质批判，并超越激进／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进入超道德的思维领域；他的村社传统坚守者如李芒、隋抱朴均成一些哈姆雷特式英雄，对道德与行为进行了深入思索；《九月寓言》阶段的张炜开始从对村社道德批判与坚守等文化命题进入有机主义的生命意义思考与寻找。《九月寓言》大量陈示村社历史、神话、传说、自然环境形态、童年印象、土地劳作、农人命运，那些与人相关的兽类，那神密的充满泥土气息和植物芬芳的乡村氛围以及少男少女的欢乐、打闹、恋爱、婚姻和老人的聊天、拔火罐……农业文化在生命有机主义的全方位观照下，一改它的衰败、破败、困惑与焦虑的“现代形象”——鲁迅的《故乡》、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柔石的《为了奴隶的母亲》、蹇先艾的《水葬》、王鲁彦的《阿长贱骨头》都是这样的现代形象作俑者——而成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价值复兴地、精神拯救的家园，最终是世纪末本土文化必须正视文化思想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