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谈论文学的理想及其意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也就是说，谈论它的语境已被种种似是而非的现代思考颠覆得面目全非。也因为确曾有过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民族所付出的极其惨重的代价，就是假以理想的名义而进行的。随后出现的一股强大的民族反思浪潮，在消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的理想的同时，也不分皂白地摧毁了作为一种社会自我认识的功能的理想的存在的合法性。反思的哲学浪潮陶冶出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它认为，在20世纪末叶，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言说理想在文化时间上是一股逆流，在哲学上是空洞的，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社会现实上是驼鸟主义，在思想上是虚伪的，在情感上则是肤浅的。这些都使得人们对理想的话语产生了一种神经过敏式的条件反射，似乎只要涉及理想的话语，那它就难逃思想欺骗、代价、悲剧、反人性、反人道主义、违背现实等语域的网罗。其实，这是对理想的一种政治化的理解。 尽管面临着怀疑主义的挑战，面临着拜金主义的冲击，甚至秉承着对“理想”在历史记忆中造成的创痛的犹新感触，我们仍然感到恢复理想的话语的迫切性。这种迫切性再一次表明，言说理想，作为一种社会自我意识的功能，它既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也是人类在自我探索的精神历程中形成的不可抑制的本性。 恢复理想的话语，并不是说，我们以前曾有过一种言说理想的完善的方式，它现在破碎了、失落了，所以要找回它。恢复理想的话语，首先需要建立在这样一种反省的意识上：亦即我们以前从未很好地弄懂过人应该怎样对理想说话（借用克莉思蒂娃的句式）。所以恢复即意味着重新整合，重新建构辩证的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的言说系统。必须还理想以本来的面目。理想不应是任何意识形态的统驭工具，不是一种社会实践，而只是一种社会自我认识的功能。不过，由于理想本身带有集体无意识的特性，所以它的确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借用。因为谁都不难意识到，理想在人性和人的主观性中所唤起的巨大的超越愿望和行动能力。故而在今天谈论理想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警惕理想被重新归入意识形态的系统中去。同时，也要警惕民粹主义对理想话语的利用。 理想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一味追求未来。理想是一种社会批判观念的体现，理想的本质是深刻地关注现实，但是拒绝全面地承认现实。从纯粹的形式的观点看，理想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不过这种否定不是抹杀现实，弃绝现实，而是将现实视为一种无限开放的实践领域，不断把新的人性因素注入现实，为现实的扩充或者说社会的发展楔入人类自我超越的可能性。所以，理想最终是对人的存在的自我肯定。真正的理想绝不是从未来的角度审视现实，而是挖掘并指出包含在现实中的人实现其自我超越的可能性。理想反映着人自我超越的愿望。 理想也不意味着美化。既不美化现实，也不美化未来，甚至不美化自身。作为一种社会的自我认识能力，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话语，理想在今天主要不是提供缥缈的希望或美好的允诺，而是提供勇气、尊严、对永恒的意识、以及抗争的精神。 从文学的本性上看，文学必然要成为理想的一种话语形式。或者说，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文学，要比其它的话语更接近理想的宏旨。文学探索并表现着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力，而理想则为这种文学的理解力提供着一种价值上的连续性。理想是对人性的一种伟大的猜想，而文学则向人的心灵提供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以接纳这种猜想。所以，诺贝尔在其遗嘱中特别申明，以其遣产为基金命名的奖金，在文学上，一定要授予那些具有理想气质的作品。尽管看上去与其作品的一贯基调有些矛盾，福克纳还是在其诺贝尔文学奖谢辞中强调理想对文学的重要意义，他写道，诗人和作家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有些文学作品，比如纳博科夫的小说，表面上看似不存在理想的因素，但是在对这些作品的理解中一定包含着理想的因素。我们最近在北京看到的米罗的绘画也是如此。 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它缺乏真正的理想的气质。从文学的标准看，有些作品已被写得相当出色，但是从文学以外的标准看，也就是说t.s。艾略特所说的，当我们想判断它们是否伟大时，结果就会令人失望。如今，文学已被书写得相当有趣、机智，但是它缺乏一种探索人的命运的理想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