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公众辉煌似乎已成了一种记忆。它曾经具有“诊所”效应，人们靠它来发泄情感，靠它来进行心理咨询，或者寻求慰藉。今日，繁忙的人们就是消闲都不依待它了，卡拉OK、MTV，外加三级片的言情武打，足够填充人们的茶余饭后。于是文学只不过是吃这碗饭的人之间耍来耍去的游戏而已。这种游戏能不能使文学更反归本体，有待后人评说。而“当代文学”，一直被研究领域指为“不具史的品格”，于是在学术领地，总有点直不起腰杆。可以说“当代文学”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公众效应，一旦丧失，便显得极其萎琐。当下，又是一个提到“理想”便色变的语言环境，因此“当代文学的理想”论题的提出，便让许多人诧异乃至质疑。 难道当今中国真的不需要文学吗？难道文学可以没有理想吗？本文想从现象产生之因谈起，说说“当代文学理想”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因为是从某一天开始，文学不再言说“希望”，不再言说心灵，不再言说高贵，因此才被人们认为不值一瞥。而这，我认为是痞子文化现象造成的恶果，是“码字工”码出的痞子文化带来的社会效果。正是他们使得一言“崇高”便是虚伪，一谈“理想”便是矫情。所有无耻的行径都威风凛凛，叱咤于各种殿堂，所有高尚的奉献都瑟缩萎琐羞于见人。更奇怪的是竟有一些影响甚大，地位甚高之人，为这种现象捧场叫好，认为这是平民们争得了他们应得的地盘。知识分子的庙堂经几次洗劫确实给拆除了，于是仍具有人文情怀之人便只有退居于心。即便这样，嘲讽、质问，似乎连这种心寻庙堂的努力也不允许。试问，当自己不言情怀，便也不允许别人言情怀是不是一种霸道？我这里指责痞子文化现象，是指出一种影响，是指出对他们的言行应该进行社会共同体的普遍的实践理性的评判。文学需要真诚与执着。这里我们不宽容邪恶，因为容忍邪恶本身就是对正直的否弃。 文学的失落，关键在于人的失落，主体意识失落了，创作个性也便随之失落。当“我”粉碎为碎片，成了“非我”、“物我”时，我的叙述只能是“我的房子”、“我的猫”、“我的厕所”等等。而古人所云：“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实为创造的真谛。这里有必要再重申文学艺术何为，它应该是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的行为，是一种人对自身个性的超越性活动。托尔斯泰曾这样说：“如果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二十年后，会因为我写的小说而哭、而笑、而热爱生活，那我愿以毕生的精力来写它。”因此我说，每一个以文学为生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份职业的责任心。 这里应该区分一下文学创作与专门的学术研究是不同的，学术研究属于一种专门岗位的技术运作，它的价值与社会功能都具“延缓”性，因此有退回书斋做学问之说。而文学创作是“现时”性的，它紧密与时代与现实生活直接相连，它直接呈现的是这个时代的气息，这个社会的人的活动，并对人的精神倾向起着一种潜在的导向性作用，这就要求作家应该较其他人更具时代责任感。 今日我们谈到“当代文学的理想”，便主要指的是每个个体为人为文时的责任和道义，它与时代气脉相融汇，因此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理想精神”。 由于长期以来“理想”与乌托邦神话相纠缠，于是“理想”近乎可与“欺骗”相同语。随着乌托邦情结的被怀疑和被消解，传统的理想主义乃其价值体系被动摇了，于是一种精神信念出现了“真空”状态。今日“理想精神”的提出，意在打破这种状态，还知识分子使命感与责任感。 这种“理想精神”再度强调艺术和生命的同构关系。“只是因为绝望的缘故，我们才被给予希望”，因此，艺术的选择应该是生命的选择。在此我们强调每一个个人性，在面对人类的死亡景象，写作者有勇气喊出“谁在／我在！”的回应，本着个人的身份去追寻、去感悟、去体验。这是一种对人文主体回归的期待。反抗灵魂不可承受之轻的零度状态，就要求写作者有勇气去直面和经验现实，从当下的经验存在延伸向未来，并通过无限的求索来达到现时的真实存在。穿越过沙漠的人都知道，在沙漠里，每一路标，都是前人的枯骨。今日的“精神信念”便是以艺术“未然”的意识遭遇到每一个此在瞬间，它囊括过去、现在和未来，超越了时空的有限性。因此这种理想精神不是虚幻、假想的彼岸，而是一种以自我为中极的人类精神的远景。我们经历的是一种走向未来的旅程，这是一种思考救赎的导向，它唤醒的是你和我的心交，是渴望达到共识的努力。正是因为“理想”呈现一种“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的状态，所以才要求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每一位作家在自己的岗位上多一些信仰。 我们渴望一个尊师重道的社会，希望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理想精神，多一些相互间的诚恳与执着，尊重别人，同时也尊重自己。 今日发出“理想精神”的呼唤，不再是启蒙者振臂的倡导，而是如同沐浴在晚霞中的祈祷钟声，是一种以心受难的文化精神的创造。这里想寻求一种对话的可能性，但只有期待，并不强求。更确切地说，这里谈理想精神，只是本着一种希望的情感，想以心携自己邀同仁一起倾听，那水天深处冥冥之中文学魂灵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