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近百年来，在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尽管文化守成思潮时起时伏，民族化与“西化”如影随形，从未断纤，但总的来说，似乎还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像柏林墙倒塌、东西方冷战终结以后那样，四处弥漫着因明确意识到民族身份在持续的现代化追求中渐趋模糊乃至“丧失”而滋生的如此浓重的焦虑情绪。 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焦虑的是能否迅速有效地冲破传统的束缚，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新政。在“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者焦虑的是能否迅速有效地改造国民的思想性格，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塑造新人，奠定基础。这以后，不管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左翼思潮的兴盛，还是40年代初至“文革”以民族和民间文化为表象的现代化追求，从中折射出来的焦虑实质上都是能否用人类最先进的普适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铲除并取代日趋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 80年代也不存在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至少就主流文化而言是这样。80年代存在的是不可遏制的“现代性冲动”和无所不在的“现代化叙事”，是渴望实现现代化而急欲消融民族身份的持续性焦灼。这种焦灼是炽热高昂的，壮志未酬，豪情万丈，完全掩盖了族别问题。我不是说其时完全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海外新儒家和“第三世界文化”的呼应者就在80年代中、后期发出了他们的声音，而是说提这个问题不合时宜，怎么注意也无济于事，其呼声相对微弱，基本上被呼唤现代化的声浪给盖住了。 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出现在也只能出现在柏林墙倒塌、东西方冷战终结以后。这是本世纪发生的最后一次巨型历史事件。这一巨型历史事件所造成的巨大的意识形态空场迅即被经济竞争、文化较量以及民族和宗教冲突所填充，全球化与民族化，或一体化与区域化，相生相抗，并存并进，世界逐渐呈现出一体而多极的轮廓。全球化势必会强化民族化，一体化势必会促进区域化。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模式、信息网络、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世界已被连成一个各部分相关互动的整体，以致于有人如玻尔·魏坡勒（Paul Wapner ）等居然作出了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而又跨越国界的“全球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的推论，另如哈贝马斯也作出了以“世界公民”为基础的、有权力有能力干预全球重大事务的“世界政府”的理论构想，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形象正在一天一天淡化；另一方面则是族别意识和区域意识的空前觉醒和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扩散，各区域联盟或兴起或加强，各民族国家越来越重视守护本民族的族别属性，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第三条道路”与各民族特殊的道路，全球伦理与儒家伦理，全球价值与亚洲价值，美国主义与欧洲精英主义，人权与主权等两难相容的话题，一个一个被提上桌面，成为东西方各相关国家政要和思想文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样一种紧张关系中，我们开始明确意识到长时间的现代性焦虑已经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失语”，离开西方话语我们已经很难进行有效的叙述，更不要说在叙述中确证自己的民族身份了，民族身份的标记已经变得漫漶难识，因而便有了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寻找文化归宿的努力。 由于亨廷顿等人“文明冲突”诸论的强刺激，加上西方“后学”思潮强有力的推助，这种焦虑情绪来得相当强烈，几乎把整个思想文化界都搅得坐卧不宁。海外新儒学及其大陆摹本，异军突起的中国“后学”，以及后来居上的国学，里应外合，新旧结合，声势浩大，抢滩的抢滩，扩展地盘的扩展地盘，很快就打下了大半江山。这“三学”在学理和旨趣上虽有诸多差别，但在“向后看”，持守民族本位立场上却是一致的，都主张以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为本兼容西学，创生或复兴足以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堂皇的中华文化。我实在想象不出此时还有什么比这种主张更能耸动视听。 此时特别时兴对西方“说不”，时兴非议现代性、非议启蒙、反文化殖民、反扭曲弱势民族的“东方主义”、反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时兴鼓吹“第三世界文化”、“东方文化”、“本土文化”、“文化中国”，时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时兴提倡“汉语言文学”、“母语文学”或“现代汉语文学”，时兴注重“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甚至时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高论，放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豪言（季羡林）。所有公然迎合和取悦西方的叙述策略在此时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所有公开赞美和张扬中国文化的叙述策略在此时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此时还有：关于学术本土化的讨论，对一百多年来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性”逐步失落的忧思，对“五四”文化进路的质疑，对20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抨击，对“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等文化守成派价值的重估和揄扬，钱穆、陈寅恪等国学大师一时间成了读书界的大热门……总之，上述一切都是在明确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压抑后作出的有意识反拨，而这种反拨所显示的回归民族传统和持守民族本位立场的文化意向，正好体现了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焦虑的实质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明明知道要“走自己的路”，却偏偏无法弄清如何迈步、迈向何方为好。迈向“第三世界文化”？且不说谁能说清“第三世界文化”在中国现在的语境中究竟确指什么，单就不加分辨地使用杰姆逊的这个概念而言，就证明使用者已经被迫（或许是自愿）落入西方的话语圈套。中国的“后学”之所以被称作“后学”，关键在于它是趋奉西方“后学”的结果，是西方“后学”在东方的一个支脉，不可能生成一套自己的话语。迈向新儒学？且不说解放前的新儒学就是西学压抑的产物，是在西学启示下并以西学为参照系重新发掘和发扬中学的价值，以期与西学的“普遍公理”相印证，单就现在海外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的运思而言，就证明他们立论往往依据西方现在的需求，仍然是以西方的价值需求为准的。譬如哈佛的杜维明，他论述儒学的人文精神，所依据的是西方现在的伦理需求，其思想动机和推论动力显然源自现在西方人所奢求的全球伦理，他所称道的儒学精神其实只是这种全球伦理的一个参证、一种补充，并不能等同等效于全球伦理（注：请参阅杜维明《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迈向国学？且不说尽人皆知的“五四”以来新国学日趋发达，旧国学（运用旧学方法治学）日趋萎缩的事实，也不说新国学的基本方法是根据西学重新估价、梳理和组织中国的材料，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使国学与西学接轨并进入现代学科，单就今天国学研究多依循西方的治学门径而言，就证明国学并不能撇开西学而自立，并不是干干净净的中国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