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索绪尔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布拉格学派、俄国符号学派、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以索绪尔语言学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乃至理论出发点，并因此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索绪尔语言学主要是针对“语言系统”的“共时研究”，致力于揭示语言的符号特性。正如他自己所说：“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我们的全部论证都从这一重要的事实获得意义。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①他从语言符号系统出发，揭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结构，阐述了语言符号的差异性、任意性、系统性和能指的线条性等一系列原则，这些见解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理论借鉴和方法论工具，有力推进了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但是，索绪尔语言学从语言符号共时研究出发所建构的理论尽管极其深刻，所揭示的却又是语言最一般、普遍、抽象的特性和规则，用它来研究文学难免存在局限性和理论盲点。这种对语言符号系统共时研究的理论成果往往更适宜运用于对静态的文本作抽象分析。诸如普洛普对故事功能结构的分析、格雷马斯对叙事语法的语义分析、热奈特对叙述话语的分析，等等，固然都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究其实质都是针对文学文本所做的抽象。即便后来的研究者创造性地运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引进了时间性因素，或借取历史主义桥梁，重新促成文学理论再政治化，却由于其出发点仍然建立在语言符号学的基础上，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理论局限性。 语言是最为重要、最为复杂也最为神奇的人文现象。俄国形式主义说：语言“是变色龙”②。钱钟书则说：“语言文字‘狡黠如蛇’”③。语言的复杂性并非仅仅在于解构主义所说，是能指的不断漂移，更为主要的是：语言是行为，并且是错综交织、变幻不定的行为系统，它随人与语言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幻着行为系统结构和功能结构。每当人自以为抓住了语言，其实他只抓住言语行为中的某一侧面或碎片，并且还是被变异、扭曲、固化了的侧面和碎片。被抓住的言语总是变了质的言语。索绪尔是明智的，他设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把“语言”和“言语活动”区分开来，专门研究语言。可是，当文学研究者将其引入文学研究领域，这就势必造成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尴尬。正如乔纳森·波特在谈到语言符号学的局限时指出的：“由于它强调结构(‘语言结构’)而不是具体的使用(言语，parole)，再加上它在一个时点而不是时间流动的过程中来考察意义，因而它遗漏了许多重要和有趣的问题。诸如巴特、福柯、德里达等欧陆分析者都曾提出，符号学的一些重要的洞见可以予以保持，尤其是对潜在结构的强调，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语言的使用以及变化的过程。”④ 文学是语言的“实验场”和“竞技场”，言语行为的所有复杂性在文学中得到最自由、最充分的体现。这就决定了，对于文学研究，言语行为理论具有更大的优势。 早在《美学原理》中，克罗齐就对语言的行为特征做出揭示。他认为：“语言并不是一种军械库，装了已制好的军械；不是一部字典，搜集了一大堆抽象品；也不是坟园中抹油防腐的死尸。”“语言是常川不断的创造。已用语言表现过的东西就不再复演，除非根据已创造成的东西再造。生生不息的新印象产生音与义的继续不断的变化，即生生不息的新表现品。”语言作为一种表现，就决定了语言的哲学是艺术的哲学、美学⑤。奥斯汀则更充分地意识到语言是人类一种极其重要的行为。“他不将语言视为抽象的死物，可以如逻辑和数学一样进行处理，而是意识到语言是人类的实践”⑥，并对言语行为做出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奥斯汀说：“我们把表述句看作是一种话语行为，而不是看作语句(或命题)，越这样做，我们就越把话语行为当作整个系统来研究。”⑦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把言语行为划分为三个层次：言内行为(按照言语习惯、具有语法意义、完整的“说出某事”之行为)、言外行为(在特定语境中，这个话语行为因社会“约定”所履行的行为)、取效行为(说话者所说的话，对听者、说话者自己或其他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影响)。这三个层次又包容着许多种行为，它们构成了复杂交织的行为系统。而言语行为的施行又与语境、社会文化规约密切相关，并需要参与者的真诚。这就不仅规避了把人与语言相割裂的静态研究的理论视角，重新把语言视为充满生机、瞬息变幻的人的活动，而且将言语活动与人、社会、文化紧密相连，让语言回归生活本身，重获生命活力。约翰·塞尔、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诸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这些语言学理论为我们研究文学活动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基础，有关文艺学的许多基本问题，可以因此得到比较深入的阐释。 历来，研究者或将文学虚构界定为题材的虚假，或把文学虚构视为语言表述与事实不符，由此引发了关于文学虚构的不休争论，甚至还造成虚构论诗学与形式论诗学间的相互对峙、分庭抗礼。至哲学界指出人类认识与语言符号的相关性，新历史主义阐明历史文本的虚构性，文学创作界则相反地倡导“非虚构小说”、“纪实文学”和“历史元小说”等等，文学虚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行文与虚构》中，热奈特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把文学虚构重新界定为话语“生产一部虚构作品”的行为⑧，也即文学中的虚构并不是指语言表述与事实不相符合，而是指文学话语具有一种构建一个虚构世界的行为能力，它将人卷入到话语建构活动中，并将话语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纵向原则”悬置了。因此，文学世界也就成为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虚构的话语世界。文学作品及其话语既不真也不假，它们不存在真假值。于是，也就化解了历来关于文学虚构的争论，并且为我们进一步解决文艺学其他重要理论问题奠定了基础。可惜热奈特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作为表述行为的虚构与作为建构虚构世界的行为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没有意识到两种话语行为的意向性差异。前者如同谎话，它仍然是一种指向现实世界的行为，只不过现实所指物是缺席的或伪饰的；后者则如讲故事，它暂时中断话语指涉行为，在构建虚构世界的活动中悬置了话语与现实的关联。正是在文学话语构建虚构世界的活动中，文学最根本的特性生成了。热奈特太钟情于自己原有的叙述学理论立场，忽略了已有发现的重大意义，竟只把这个重要观点视为传统虚构观的补充，并在他后来关于文学虚构的论述中，如《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转叙：从修辞格到虚构》等，又重新返回到传统的解释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