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先生的《历史——人文之间的张力》一文，作为对陆贵山先生的观点的反驳，自有其深刻性和启人深思之处。但是文中的某些观点也颇值得商榷。在此略谈三点看法。 其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当下现实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活”问题，而非“死”问题。作为关怀现实人生的文艺理论家，既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必要，又有发表意见和看法的自由。但是，童先生将陆先生所主张的“政治良知”，即文艺主体对“人民的、民主的、清朗的、开明的政治”的呼唤，化约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一个有着特定历史内涵、容易引起许多文艺工作者产生不愉快联想的口号，同时又以胡乔木同志的《关于思想战线上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对此问题予以封杀。童先生的这种“误读”显然属于一种“短路谬误”，这样一来就“烧毁”了问题本身。我赞成近来有些学者所主张的“明达理性”和“对话”精神，那种先曲解对方的观点然后再予以指摘的做法是不能令人称道的。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不存在问题的终结者，更不存在真理的终结者。在中国当下情境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真问题”。 其二，文艺主体在历史（社会）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如何定位，是两位先生争论的焦点。陆先生认为，中国的社会理性、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目前尚很落后，不能因为它在西方的非理性非人性的转化而否定其本身的价值。他明确反对的是“那种非历史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感和人文关爱”，认为“违背时代潮流、历史逻辑、社会理性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是不足取的”。联系到前几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和文艺实践中的一些事实，不难看出陆先生的观点是确有所指的。那种对现代化和科技进步的怀疑与否定、对宗教精神和非理性的召唤，在中国当代主体意识中确凿无疑地存在着。作为对彼岸精神的一种质疑与批判，陆先生的观点同样有着深刻的合理性，符合人民的总体利益。 实际上陆先生并未笼而统之地反对人文精神人文关爱，而是主张历史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一半对一半的机械拼凑，在社会转型期的具体情境中，作家艺术家“理应多一点巴尔扎克的社会理性，少一点托尔斯泰的人文烦恼”。应当说这种对艺术主体设身——境遇的思考是深刻的。童先生也指出：“我希望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维度。在乔光朴与黄志亮之间保持张力。在‘葡萄园’与现代矿井之间保持张力。”单执一端或两端俱失都是令人遗憾的。表面上看，两位学者之间并无根本的对立，而只是显示了某种差异。然而深层的思想观点和立场则截然不同，这是导致争论的根本原因。在如何看待和评价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以及二者的区别问题上，两位学者的根本分歧显露得很充分。在陆先生看来，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期，文艺主体应当以一种清醒的社会理性来把握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克服自身固有的偏见，使自己的艺术成为历史进步的有机组成部分。细心的读者想必会发现，陆先生实际上并未否定托尔斯泰的“伟大”，而只是对托尔斯泰在社会变革面前的价值取向——“最终转向和归属土地的主人——农民”，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态度”是“向后看的”，它的错误的价值取向最终导致了他的社会理性的倾覆。陆先生的文艺观实际上是主张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有良知有操守有理性的文艺主体应当自觉地与历史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推动社会进步。而这样做也就意味着一种深刻的现实的人文关怀。反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腐败和阴暗，对人民尤其是底层平民的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反对和拒斥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呼唤民主的清明的政治，既是一种健康的历史理性精神，又是一种真切的人文关怀，作为一种深具合理性的目的性，这种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在中国当代文艺主体的价值取向中难道不应该成为主导的方面吗？反之，文艺主体站在历史进步的反向，把自己的审美情感倾注在日益失去其存在合理性的旧事物或虚无缥缈的审美乌托邦上面，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人文关怀，那也只能是体现了一种惰性的人文关怀，用陆先生的话来说即“人文惰性”，就像消极浪漫派的创作所显露的那样。 其三，在谈到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问题时，童先生一方面主张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必须有益于社会历史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丰富”，另一方面又说“在真正的作家那里，总是存在一个‘悖论’：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悖反。在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而是亦此亦彼。他坚持历史进步的价值理想，他又守望着人文关怀这母亲般的绿洲。”但是，根据童先生对历史理性的阐释，“历史理性是人们对全面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的肯定评价”，经济进步是“历史理性的重要一环”，而“历史理性精神的核心”则是所谓“有利于社会的公正、道义的伸张、法制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的继续”以及“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显然，如果这里的公正、道义、法制、人民利益指的同样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话，那么在童先生的“历史——人文”张力公式中，“人文”之维的内涵差不多就被抽空了，剩下的就只有对抽象化和审美乌托邦化的“人、人性、人的生存”的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旧生活”的诗意怀想了。按照达丽亚大婶的看法，这种“旧生活”应是与工业文明相对立的那种富有诗意和人情味的农业文明或村社文明。在我看来，这一审美譬喻美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也还存在。在人的这一生存模式中，酿造的并不仅仅是悲天悯人的诗人眼中的盎然诗趣，恐怕还有数也数不清的极其沉重的苦难、愚味与丑恶。在我看来，童先生所高扬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后面所隐藏的东西并非真正的人文关爱，而是高蹈于审美之境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在当今世界和中国语境中，这一自我理应受到反思性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