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曾是很重要的一翼,特别在二、三十年代,曾有过它辉煌的岁月。 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白话散文就异军突起,颇为引入瞩目了。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白话散文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胡适当时把长篇议论文也作为白话散文的一个部分,而“小品”散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自然与中国传统大“散文”的观念有关;而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性的散文实际上单指这里说的“小品散文”,即“美文”。在适当时突出小品散文的成就,意在肯定白话文同样能写“美文”,不亚于唐宋八大家和清桐城派的文言散文。 几年以后,这种小品散文愈加蓬勃发展了。1928年7月, 朱自清在其散文集《背影》序中具体描述了当时散文的繁荣景象: 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三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朱自清在这篇《序》中还对当时散文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作了简赅的概括,他指出:“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到三十年代前半期,林语堂等人在上海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西风》等,谈“幽默”,讲“性灵”,大力提倡“小品文”和“语录体”,散文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后来鲁迅对林语堂等人进行批评,林语堂等予以应答,演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著名论争。 中国现代散文出了许多名家,林非先生所著《中国现代散文六十家》就论及60位作家,其中鲁迅、周作人自不用说,林语堂、徐志摩、朱自清、沈从文、梁实秋、丰子恺、卢隐、张爱玲等人的散文都写得极漂亮,且各有独特风格。 当然,这些都已是历史了。 二 历史有时竟会如此地相似。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中又出现了散文的一枝独秀和持续的“热”。 说散文的一枝独秀,需要在时间上予以限定。因为,平心而论,散文的繁荣,只是八十年代末以来的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刚粉碎“四人帮”那会儿,最先繁荣的文学样式是戏剧和小说,它们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政治性很强的“重大”题材紧紧地吸引着大批读者,如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等等。但是八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散文热”逐渐升温。 这种升温当然首先表现在当代作家越来越重视、关注散文这种文体,并且涌现了一大批较优秀的散文作家和作品。许多知名的小说家,把愈来愈多的精力转向散文创作,王蒙、刘心武、张贤亮、李国文、史铁生、王安忆、铁凝、贾平凹、戴厚英、韩少功、叶文玲……等都在小说创作的同时创作了数量可观、质量可喜的散文作品,不少人还出版了散文专集。另有一批专业散文作家崭露头角,如余秋雨、祝勇等的文化散文,张中行、金克木、王元化、黄裳、何满子、季羡林等的学术散文,叶梦、斯好、苏叶、素素、黄爱东西、南妮等人的“小女人散文”等,都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颇受读者的欢迎。 这里且以上海为例,近几年来已形成了较为庞大、整齐的散文创作梯队。年近九十的老作家柯灵、施蛰存等近年还不断有散文精品问世;学者王元化的学术散文、笔记如《清园夜读》等颇受读者青睐,他今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赵鑫珊的音乐、哲理散文也很受读者欢迎;另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如:女作家“三王”(王安忆、王小鹰、王晓玉)、孙甘露、陈林、沈善增、蒋丽萍、王周生、潘向黎等人都在小说创作之余,写了大量散文;学院派的散文也品种多样、别具一格,林凡、吴中杰的社会文化批评散文,王运熙的《望海楼笔记》、王水照的《半肖居笔记》等学术散文,都有深厚的学术、文化底蕴;有些理论批评家也参与散文写作,他们有些批评随笔本身就是“美文”,如《吴亮话语》、许纪霖的一部分“书话”等,都可作如是观。 近年的“散文热”,还突出表现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大量重版、再印上。自八十年代起,随着新文学史研究中极“左”思潮的败退,“重写文学史”蔚然成风,一大批过去被无端抹杀、贬人冷宫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得到了重新评价,其中也包括一批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和散文作品。最初是周作人、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被重印,大受欢迎。后来,一些出版社纷纷效颦,用各种名目、各种选题,编各种“丛书”、各种作家“选集”、“文集”,一而再、再而三地大量再版或重印中国现代散文的名人名作,其规模之大、版本之多、数量之巨,在中国文学出版史上都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间新编或重版、重印的二十至四十年代的现代散文作品书籍的印数,已远远超过1919—1949三十年间中国散文书籍印数的总和。这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