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学现象，就是作家与作品呈现的各种现象，它往往包容与反映了相当丰赡的内涵，是文学史书写的另一种视角。“余秋雨现象”是我国90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余秋雨现象”，即“指余秋雨其人其文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激烈争论。其中一个主要的内涵亦包括对余秋雨先生本身文品和人品的客观评价和探讨。”[1] 余秋雨的出现，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是一个奇迹。从推出《文化苦旅》声誉骤响之后，又迅即推出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多部散文集，加上频繁的社会文化活动，余秋雨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空前热烈的欢迎。但与此同时，学术文化界对其为文为人的批评也接踵而来。短短五年时间（1996-2000年），关于余秋雨的评论文章仅编辑或撰写成书的就有八、九本之多，其他散见于各类报刊、网络上的还有不知多少。这本身在当代文学研究上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纵观这些批评，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方面：(1)对余秋雨散文中学术“硬伤”及写作范式的批评和反批评；(2)对余秋雨“文革”经历的反思和争鸣；(3)对《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紧急文告的反响；(4)对余秋雨1999年夏天于长沙岳麓书院讲学风波的议论。在一个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型社会中，不同的声音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秩序的反映，文化观念的交融作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必然要经历争鸣的阶段。从余秋雨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某些特征或倾向。 一、文学批评从“捧场”的极端到“贬抑”的极端 针对余秋雨的批评文章从1992年至今，已不下150篇，这些评论内容的趋势，是从情绪化的“捧场”到情绪化的“贬抑”，再到理智性、客观性的“评论”，颇合乎辩证法中正、反、合的辨证规律。 余秋雨以其饱含山水人文气息的散文《文化苦旅》在大陆和海内外华人文化圈中反映强烈，好评如潮。一时间，各种媒体把“范例”、“里程碑”、“高峰”、“标志”等诸多带有个人色彩、情绪化的字眼冠在余秋雨散文身上。随之，“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学者散文”就像一阵暴风，席卷文坛内外，加之余秋雨本人也走出书斋，借助媒介，频频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文化明星”也自然而然冠其头上。可以说，余秋雨一夜之间好像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正所谓“物极而必反”，在评论界对余秋雨及其散文高声叫好时，对他的评论骤然间也走向另一个极端。说其散文是“片面的深刻”，是“新八股文”，是“另一种媚俗”，是“文化的悲哀”，甚至以“谋杀散文”为由，将余秋雨“拉上审判庭”。 一种是“捧场”的极端，一种是“贬抑”的极端，这两者应该说都不是文学批评的常态，都有损于作家和作品、读者和评论家，不利于建立文学批评正常的三角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一种非黑即白的对立的思维方式，还有农民传统的一家独尊、排斥其他的心理，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是如此，要么捧上天，要么批得一钱不值。不善于多元共存，特别不善于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容纳、吸收各种文化的合理成分。”[2] 从对余秋雨散文的批评趋势来看，早些时候是“捧场”居多，然后是“批评”居多，但也渐渐开始有一些以“文本为本”的批评出现，例如钟怡雯《历史文本的影像化——余秋雨散文的叙事策略》、丁莉丽《契合与冲突——余秋雨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散文》、邱顺燕《生命在仪式中皈依文化——论余秋雨文化散文营造的仪式》等等。这些都是从文学本身来研究余秋雨的散文，真正运用属于文学的理论规范和评论准则来评论文学作品。 二、文学批评批判化 文学批评，批评的是文学，其核心是文学性。别林斯基称之为“运动着的美学”，恩格斯把自己的批评观称为“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并强调这是“非常高的、最高的标准”。文学批评应当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对当下文学现象中所蕴涵的崭新审美质素，加以发掘和提炼，进而上升到一般文学原理的高度，并反过来指导文学创作。正因如此，文学批评成为沟通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关键性桥梁。但从“余秋雨现象”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文学批评在某些方面的“缺席”。 对于余秋雨散文的评论，从《文化苦旅》开始连载时（1992年）便已开始，连续七、八年，《中华读书报》、《文学自由谈》、《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各种大学学报及各种晚报、网络资料，都展开了空前激烈而混乱的争论，可以说创造了文学批评的记录。而在这些评论中最特殊的现象是，评论余秋雨的文章被收集成册出书，而且大受读者欢迎。从1996年开始就先后出版了《感觉余秋雨》（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余秋雨现象批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秋风秋雨愁煞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散文》（台海出版社，2000年1月）、《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文化突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审判余秋雨》（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余秋雨现象再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余秋雨的背影》（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从这些批评余秋雨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90年代我国文学批评似乎掀起了一阵“酷评”热，文学批评粗暴化，崇尚对立性、火药味、杂文气，缺乏就事论事的学术习惯，缺乏学理深度的自觉，这无疑是文学批评中违背学理的倾向。如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公开对余秋雨进行指责，说余秋雨是“文革余孽”，是“上海文人才子加流氓”；“具体到余秋雨身上，他在文革中看准时机向专制主义献媚，充当‘宦’的帮凶、帮忙和帮闲；而在90年代的怀旧热、国学热中，他又横空出世，从幽情的巷子里杀将出来，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传媒的焦点，青年导师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这个时代，他则充当了‘商’的帮闲，而且干得得心应手。在余秋雨的主持下，‘文化’与商业达成了最佳的联姻。”[3]其实，这些论评已经超出文学争论的范围，变成了对作家的人身攻击。正如有评论家曾说：“对‘余秋雨现象’的褒贬，在不经意间已由文学批评转化为文学专制；也可见，在当代中国，依然缺乏正常的批评气氛，批评领域依然摆脱不了不是捧喝就是棒喝的非理性态度。文革遗风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依然沉渣泛起，掀起阵阵波澜。在知识重地和文化社区，中国人骨子里的狭隘与好斗，因斯文的修饰和思想的武装，更令人逃无可逃。”[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