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现代化取决于决策层、领导者的现代化。在国家政府部门担任党政领导职务人员的现代意识、现代行为，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由于他所处的掌握权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决策的特殊地位，其地位带有深刻的人格威信，因此他们的影响超越一般的群体和阶层，在法制较健全的国家、地区是如此，在法制尚未健全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最近，在美国因克林顿总统的婚外性丑闻事件闹得美国社会上下沸沸扬扬，这反映了美国的一个现实，传播媒介热衷于揭露首脑人物的隐私，是因为他们认为，首脑人物不是“私人”，一旦他们担任了国家、社会的领导职务时，他们不只是“私人”，更重要的是“公人”，他们的隐私自然包含着“隐公”的意义。领导者个人的道德品质、道德人格不好，会直接关系到他的行政威信和行政能力，关系到政策决策的可信度，甚至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危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自古以来有一条历史规律：“私者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员把领导者的道德人格，以道德治国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 一、在现代化进程中，领导者人格威信的树立与反腐败密切相关 我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革命家、领袖人物都很重视道德人格威信，提出了许多论述，并以自身的实践验证了他们的理论，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使事业取得了成功。孙中山先生在他一生的追求中，开创了近代民主革命的新风，他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是，它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孙中山先生认为“人心是立国的大根本”，要求革命党人“要得人心，党员必须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人格高尚，行为正大”，用道德的感召力“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他憎恨和痛斥官僚政客全为自私自利，阴谋百出，“诡诈恒施，廉耻丧尽，道德全无，真无可齿于人类者”（《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认为“今民国即日完成，国民之希望更大，然最要者为人格”（《孙中山全集》第二集）。这种以人格救国的论述，讲的是道德人格的作用。其重视革命队伍道德人格建设，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反腐败、防腐败廉政建设仍是有益的、合理的。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发展的历程中，十分强调党员、干部的自我修养和人格威信的作用，千百万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惧流血牺牲，并以此取信于民。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性转变的时刻，1949年的3月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会，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针对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的形势，对全国胜利后可能产生的不良思想作风对党的危害作了科学的预测，并向全党提出了告诫。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为了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毛泽东从思想教育领域提出了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认识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二，必须保持优良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第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称，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规定。这一报告给全党敲响了确保党在人民群众中人格威信，防止腐败变质的警钟，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富于预见性、针对性、思想性。为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实践证明了这一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坚持了在自己的发展中反腐、防腐的斗争。解放初期当时党内、政府内少数党员和干部经不住资产阶级的腐蚀，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堕落腐化。 如北京市1951 年底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其中党员和科级干部142人，贪污金额达15亿元（旧币）；在中央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查出贪污人数1600多人。最典型、最严重的是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天津行署专员）两大贪污犯，他们都是1931、1933年入党的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党的干部。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他们坚贞不屈，他们曾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进城后，他们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同私商勾结，非法经营，牟取暴利，盘剥民工，收受贿赂，欺上压下，独断专行，贪污盗窃国家财产155亿多元（旧币，1亿元相当于人民币1 万元），破坏党纪国法，成为人民的罪犯，终于受到枪毙的惩处。对于刘青山、张子善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曾有人为他们说情，要求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曾出生入死，有过功劳，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免于一死。毛泽东对此认为“只有枪毙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言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之于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党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党决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