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研中心教授周其仁，前不久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双周学术讨论会上，根据自己在调研中掌握的大量案例，就我国企业改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企业家如何定价，详尽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现将周教授演讲录音整理报道如下： 人力资本定价问题，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企业不光是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结合。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企业还是原来的企业，只是经理变动了，企业也跟着变，会有一系列制度创新，企业家的才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改制中给企业家定价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它有点象农村的包产到户，公开报导很少，但底下做还是在做。有许多问题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会有重要影响，有许多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给企业家定价就是其中之一。 在南方不少地方，如杭州青春宝集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冯根生是能力很强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很有贡献。中外双方的董事，共同决定把青春宝的一些股份卖给员工和企业家，包括卖给冯根生本人，董事会允许他可买2%的股份，相当于300万人民币。这件事引起很大讨论，冯根生本人也提出一些问题，如用什么价来买，是原来股票发行时的价，还是现在的价？同时，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人员报酬都不高，一下子掏好几百万，没有那么多的钱，就是有也不敢拿出来买股票，我们有许多法律管着呢，哪来的那么多的钱，得说明你的收入来源，否则是一项罪名，此外还要纳很高的税。 河南有个县，叫巩县，它的问题有点不同。那边有个企业，叫兴旺集团，当年它是厂长（现在的老总）办起来的。开办的时候，同我们看到的很多乡镇企业和公共企业一样，它要戴一个帽子，要利用当地政府去给它提供当时条件下非有不可的合法性，如注册登记，包括银行的借贷，但实际的事都是这个人做起来的，做得很成功，愈做愈大。现在他提出问题说，这个集体企业是假的，实际上是我的，是私人企业。当地政府说，这种说法绝不能接受，这企业不是你的，这有法律文书，注册登记为证，这是集体企业，是大家的。这个纠纷闹得很大，已见诸于报上的公开报导。 如果下去走一走就可发现，这类问题非常普遍，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它的原始物质资本是通过很多办法筹集的。一种叫集资，但这种集资与规范的投资不一样，它集资时，你先拿出，它用一段时间后连本带息还给你，有时光付本。这样企业的原始资本就查不清楚了，然后这个企业就滚呀滚大了。更多的企业是借贷，有时是有关部门打个电话，或拿个手写的条子，就到银行去借钱，借来钱就办企业，办输了就拉倒了，成为今天银行的呆帐；办赢了，就滚出一个很大的企业来，这种情况城乡到处都有。最近改革中，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四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联想提出了这类问题。苏南原来号称是集体经济的模式，前年开始，也提出了这类问题。 大量提出这类问题：这财产到底是谁的？或者，在企业工作的企业家、经理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有多大的份额？要求重新界定。这个问题成为当前很大的问题。现在形势不错，我们北大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接到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委托说，中关村这么多企业要求分清，你们设计一个模式，一个公式，只要输入有关资料，就会有一个结果。我说这样的模式恐怕设计不了。 不过，这纠纷如不解决，很多地方一些很好的企业，就会因为分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僵局，僵在那里成了麻烦。还有些企业老总象鲁冠球，徐文荣等人，比较有控制能力，他们从实际出发，认为国有资产公有这个东西不能改。我们同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能改呢？他们回答说，你把企业停下来讨论企业怎么分，那么生产就要垮，所以要高举公有制旗帜，说这些东西不能动。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说，反私有化很重要，有实际价值，不能把人们的精力引到怎么来分已有的财产，因为实际上很难查得清楚。我们也提供不出来一个公式。这些现象大家也许多多少少都碰到过。那么，这些现象到底应该怎么来看，怎么来讨论？ 谈谈我的看法：中国国有制企业非常特别，它的特别在哪里呢？它的企业在构造的时候，没有一个原始性合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合约。我是相信契约理论的，一开始就讲清楚，你拿多少合同报酬，工人也好，要素也好，土地也好，银行贷款也好，你的上游原料也好，还有产品卖出去，都是些合同，它是一组合同，一组合同就构成一个企业。而我们公有制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集体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很大程度要打上“”（引号）。国有企业要害问题就是它一开始就没有合同，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有企业就有了，这跟剥夺剥夺者有关，以后又经过敲锣打鼓改造私营企业，改造完了后，把原来的合同完全都废掉了，没有用新的合同去替代，变成了公有企业，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它的基本性质不是一组合同，它事前就没有讲好。你去调查一下，我们任何一个乡镇企业，它都没有一个原发性的合同，其中事前说好，将来办好了怎么着，办不好怎么着。那些，等到十年、二十年过了以后，你倒过去讨论产权怎么分，我直觉反应，这是不可能的，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你所谓分产权就是分剩余收入，市场给的价格与你原来讲好的合同收入综合之后会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也可能是“0”即持平。当然， 正的即是我们理解的剩余。所以剩余这个东西是与合同连在一起的一个概念，你没有原发性合同就没法子完它的剩余，而我们的企业都没有原发性的合同，当然我们的城乡企业，国有非国有企业都有财产，因为没有原发性合同，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根据。这是天大的难题。当然实践上并不是没有办法。农村中包产到户按人头来分或按人口或劳动比例来分，前苏联办法是按每个成年公民每人多少来分，一人发一份私有化券，根据一致同意原则，把企业财产分掉。大家都接受，但这是另一套准则，而不是交易准则，这种政治准则不能代替交易准则。从交易准则看，还是没有办法分这个东西，所以这是公有制产权改革中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问题还不在于意识形态不准私有化，就是可讲私有化，国家立法通过私有化方案，操作起来也困难。所谓政治运作，操作成本是非常高的，实际上，最后象前苏东国家那样，只好按人口平均分，按成年公民分，每人多少，这种分法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或侵蚀了原来事实上的产权关系，因为公有制企业在形成时每一个要素对它的贡献是不一样的，你按人把它平分掉，你就侵犯了一些人的产权，虽然这些产权你讲不清楚，你拿“平均”这种粗暴的办法去分它，它会在另一个方向造成社会损失。所以我第一个直觉回答，各地分财产，讨论股份，讨论怎么分，有很大的困难。严格讲，你要找到一个从市场交易来看合理的分的根据，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没有办法分，找不到这个东西，这是我第个一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