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企业数量创纪录地达到129家，历史上首次超越美国（121家）①。伴随着一批以华为、吉利、腾讯、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行业领军企业的出现，部分中国企业完成了从“后来者”、“紧跟者”到“领先者”乃至全球行业“引领者”的角色转变，进入了从引进利用为主向创新探索为主转型的“超越追赶”（beyond catch-up）新阶段（Fu et al.，2020；彭新敏等，2017；吴晓波、李思涵，2020）。与早期追赶阶段显著不同，超越追赶阶段的后发企业不断“接近”和“挑战”领先企业（Hobday et al.，2004）。“接近”意味着后发企业已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与技术能力，甚至在某些领域接近国际技术前沿，但与领先企业相比还存在技术性能、市场认知等方面的差距，仍未能构建起与领先企业同等的核心能力或战略能力（Dutrénit，2004；Choung et al.，2014；彭新敏等，2017）；“挑战”意味着后发企业需在一定程度上对抗领先企业，尤其在领先企业主导的新技术领域和新兴市场要面临强大的敌对竞争。那么，后发企业在超越追赶阶段究竟应当以研发和品牌领导者身份来进行国际竞争，还是应当继续利用富有经验的低成本追赶竞争模式（Hobday et al.，2004）？ 换言之，后发企业在超越追赶过程中应当与领先企业尽可能地保持“一致”（conformity），还是最大程度上创造“不同”（differentiation）？这是后发企业在超越追赶阶段面临的一个“战略困境”（Hobday et al.，2004；Miao et al.，2018）。“求同”还是“存异”的问题，可以从企业的最优区分（optimal distinctiveness）理论出发进行分析。最优区分理论强调，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战略定位的感知与评价方面，企业既要与同行保持足够的相似度以获得认可，也要保持足够的差异化以脱颖而出，从而在“求同”与“存异”之间实现最优的平衡状态（Zhao et al.，2017；Haans，2019；郭海等，2020）。因此，引入最优区分理论或许可以深化对后发企业超越追赶过程中“战略困境”的理解（周宪等，2019），并有可能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基于最优区分理论视角，后发企业在超越追赶过程中既有求取一致性满足合法性的压力（魏江等，2016），又有创造差异化获得竞争优势的需求（黄阳华、吕铁，2020）。一方面，根据制度理论，后发企业需要与既有规范、期望和实践保持一致，以建立合法性，获取资源支持（DiMaggio & Powell，1983；Meyer & Rowan，1977）。如Kim（1980，1997）认为，后发企业可以通过努力吸收和改进现有技术追赶上领先企业；Lee等（2000）也认为在市场成熟之前，紧密模仿市场领导者的快速跟随者可以通过吸引顾客兴趣而获益。然而，过于寻求一致性会引致较强的模仿竞争压力，使得后发企业难以摆脱领先者的轨迹制约，长期来看将威胁其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根据战略理论，后发企业需要寻找独特的资源和战略定位，以体现差异化，赢得竞争优势（Barney，1991；Porter，1980）。追赶并非简单的路径跟随，有时候也需要路径跳跃甚至路径创造（Lee & Lim，2001）。如Song和Lee（2014）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数字电视产业的考察，发现韩国企业利用产业由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移的机会窗口，选择了不同于日本领先企业的技术路径实现了赶超；Joo等（2016）通过考察华为在通信设备行业对爱立信的技术追赶，同样发现相比于跟随在位企业的技术路径，创造自己的技术路径是更为可行的技术赶超战略；Ethiraj和Zhu（2008）研究发现，后来者通过向在位企业学习并差异化地提高自身产品，有助于其攫取市场份额和增加绩效。然而，一味追求差异化不仅会损害合法性，阻碍后发企业获取成长所需资源，而且完全差异化的实现难度与不确定性也很高。 求同与存异共存于一家企业，二者间表现出显著张力，既相互依赖又有所矛盾（郭海等，2020），而后发企业在超越追赶阶段如何应对“相似”与“不同”两种竞争性仍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探索。首先，新近最优区分研究开始重视战略多维性的意义，强调整合企业多种属性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探索不同战略维度之间的配置来谋求平衡发展（McKnight & Zietsma，2018）。那么，后发企业在超越追赶过程中如何通过战略多维性形成最优区分？其次，企业实现一致性和差异性的战略平衡，可以通过在部分维度上偏离并在其他维度上保持一致的补偿协奏机制（compensatory orchestration）实现，也可以通过各个维度保持独特但整体组合实现一致的整合协奏机制（integrative orchestration）实现（Zhao et al.，2017）。那么，后发企业如何根据产业生命周期、技术追赶阶段等因素对上述两类最优区分机制进行动态管理？第三，最优区分理论虽然提供了观察后发企业超越追赶活动的一种新视角，但当前最优区分研究主要围绕在位企业及其所处的相对成熟和高度制度化的场域、跨国企业及其所处的双元情境、新创企业及其所处的新兴场域（Navis & Glynn，2010；McDonald & Eisenhardt，2020），针对超越追赶情境下后发企业最优区分的相关研究仍较为匮乏。 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践背景，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后发企业如何通过最优区分实现超越追赶？在该过程中，最优区分机制又是如何演化的？鉴于中国本土制造企业中存在大量超越追赶的成功案例，本文从针织机械设备制造业选取了一家典型企业——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慈星”）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提出了后发企业超越追赶过程中最优区分机制动态演化的理论框架。慈星在全成型针织横机领域经历十年对行业领先企业的追赶，同时面临着合法性压力和竞争性压力，通过最优区分的动态战略平衡机制，逐步确立了主导设计和主导类别，充分展现了超越追赶过程中“求同”与“存异”的复杂动态变化过程。 二、文献回顾 （一）后发企业的超越追赶 后发企业如何实现对领先企业的技术赶超，是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Lee & Malerba，2017；吴晓波、吴东，2018）。已有文献采用了不同的理论（从创新经济学到企业资源观）、视角（从学习视角到制度视角）、方法（案例研究、实证研究、仿真等）来分析不同层面（国家、产业到企业）的技术追赶（Miao et al.，2018）。这些研究力图识别影响成功追赶的关键因素或边界条件，试图回答为什么一些后发企业能够缩小与在位领导者的技术差距，甚至替代全球领导者，而另外一些后发企业却没有。尽管当前已积累了技术追赶的丰富文献，但超越追赶阶段的后发企业拥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资源与能力的积累，同时又面临市场、技术与制度快速更迭与不确定性变化的特殊情境（吴晓波等，2020），企业亟需重新思考在超越追赶阶段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以实现领跑，但现有研究对超越追赶的微观过程及其内在机制未给予充分解答，主要体现在单一研究视角限制和时间动态性考虑不足两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