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在我国已经实施了四十年之久，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热议的重点话题，但是学术界却很少探讨为什么民营企业要去获取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即民营控股股东的动机是什么？过往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国企改革的效率变化问题，已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改革有利于企业创新(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生产效率的提升(白重恩等，2006)，政策性负担的降低(许召元和张文魁，2015；张辉等，2016)、经济效益的增加(宋立刚和姚洋，2005)。然而也有相当部分的学者发现，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及最终结果并不都是理想的，比如控制权转移后的预算软约束更加严重(林毅夫和刘培林，2001)、政策性负担不减反增(刘春和孙亮，2013)、民营控股股东掏空更甚(涂国前和刘峰，2010)。当国企改革民营资本持股比例超过一定限额后，企业绩效反而有所下降(马连福等，2015)。从研发的角度，国有企业民营化后也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产出和创新(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钟昀珈等，2016)。 为什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后果结论不一致？本研究认为除了样本选择以及内生性影响之外，尚未考虑民营资本为什么愿意花费巨额资金去获取国有企业控制权是造成结果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也就是现有研究忽略了民营控股股东获取国有企业控制权真实动机的问题，事实上不同的动机往往导致不同结果。已有的关于控制权转移的动机研究多是站在国资出让方的角度，取得的结论包括：(1)效率说；(2)代理理论说；(3)收入说。而受让方获取国有企业控制权的动机则较少有文献涉及，这一重要缺陷导致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后果结论长期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相关文献对我国真实国情的解释力，也可能对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不客观的评价。 2019年1月底发生的部分沪深A股上市企业通过会计处理标准的技术性手段，采用商誉减值“洗大澡”的行为让资本市场一片哗然①。商誉作为无形资产往往在企业关联并购中达到溢价收购的目的，最终商誉减值的恶果由所有投资者集体承担，而控股股东则在关联交易中实现了控制权私利的目的。与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企业“一股独大”的现象更加明显，这就为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众所周知，我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呈现“牛短熊长”的现象，民营企业获取国有企业控制权都会花费不菲的代价，而通过更好的经营手段提升企业绩效获取分红、以绩效提振股价最终减持股份获利或者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拉升股价减持获利等手段都不是较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那么民营控股股东是否会利用控制权的优势满足自身经济利益？D'souza et al.(2017)通过使用27个东欧和中亚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通过改制而来的民营化企业利润动机是获得性的。或许满足控制权私利才是民营控股股东谋求国有企业控制权的真实动机。 现有关于控股股东私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在2006年之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过无息借款、低息贷款、违规担保等形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非常明显(姜国华和岳衡，2005；Jiang et al.，2010)，不过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已经较少有控股股东直接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旧的掏空行为”进行掏空获利(吴育辉，2010)。郝云宏等(2013)进一步将控股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划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违法违规的“闯红灯模式”，一种是可能并不违规的“擦边球模式”，还有一种是形式上并不违规的“蚕食者模式”，因此，随着我国法律法规以及资本市场监管的完善，现在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更多地采用定向增发(王志强等，2010)、信息违规披露(吴育辉和吴世农，2010)、关联交易(魏明海等，2013；姜付秀等，2015；魏志华等，2017)、股权质押(李常青等，2018)和盈余管理(Aharony et al.，2010；林大庞和苏冬蔚，2011)等新手段。尽管控股股东私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大多学者是从公司内部层面出发，通过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股权结构以及财务指标等因素进行相关研究，鲜有考虑产权性质对控股股东私利的影响，然而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国有控股股东和民营控股股东的利益动机是不一样的，这方面的文献有必要进行补充。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控股股东私利视角扩展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域的研究，过往的研究鲜有对民营控股股东获取国有企业控制权的真实动机进行探讨，本文的结论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现有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并不一致的结论，为后续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次，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是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公司治理难题，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的焦点问题，原有关于产权性质对控制权私利影响的结论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存在更多的控制权私利(李增泉等，2004；贾璐熙等，201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民营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更甚(马曙光等，2005；田利辉和曲韵，2014)，这些争议的存在往往是因为产权性质与控股股东私利的研究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沈洪涛，2018)。本文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契机，通过符合本土特征的实验设计，借助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这一外生性事件分析其对控股股东私利的影响，更好地抑制了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问题，最终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证据，有效回答了到底哪种产权性质更容易产生控制权私利行为，为我国转型经济形势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启示，同时也为监管层制定更好的投资者保护政策提供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