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9)04-0117-19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以及东南大学杜运周教授在QCA方法上的指导，当然文责自负。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实施跨国并购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并购市场上的关键和重要买家。2016年，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达到顶峰，交易数量和金额分别超过前三年和前四年之和(普华永道，2017)。实际上，除了交易数量和金额的激增，中国企业并购的质量和结构也得到不断改善：从并购自然资源转向战略资产，由价值链低端迈向价值链高端。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表明，中国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并购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以获取战略资产，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UNCTAD，2018)。更进一步，本文观察到，也出乎本文作者意料的是，在并购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时，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实践中倾向于选择激进式的完全并购，即并购目标企业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股权，而非传统理论所倡导的渐进式的部分并购(Johanson and Vahlne，1977)。这一现象引发了作者的思考与疑惑：具有外来者劣势、后发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等多重劣势的中国企业(Deng，2012)，究竟是“凭什么”能够完全并购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而不惧“食不下咽”和/或“消化不良”的风险?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 在大量有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文献中，对并购前阶段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部分关注区位选择问题，即“去哪里买”。另一部分学者则聚焦并购动机问题，即“为什么买”。然而，鲜有学者去研究跨国并购中的股权选择问题(完全并购vs.部分并购)(Ahammad et al.，2018)，也就是“买多少”的问题。股权选择问题是跨国并购过程中的关键决策，股权获取的多寡反映了并购企业对目标企业的控制程度和资源承诺水平(Chen and Hennart，2004)，进而影响核心技术与战略资产的共享与转移，最终决定并购后的整合与绩效(Elango et al.，2013)。部分并购有助于降低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加强合作，且风险较低，但是治理成本太高且学习时间较长(Chen and Hennart，2004)。相较而言，完全并购虽然需要巨大的资源承诺、高额的搜索与评估成本，但能带来对目标企业高程度的战略性控制，以及双方间知识、信息和资源的有效共享(Chari and Chang，2009)。 完全并购和部分并购潜在的优缺点使得股权选择成为一个必须综合权衡多方面影响因素的极具复杂性的决策(Chari and Chang，2009)。虽然目前探索跨国并购股权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但却表现出急速增长的趋势(Ahammad et al.，2018)。在有限的文献中，现有研究已经探索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因素，如文化距离和东道国国家风险等(Li and Xie，2013)；行业层面的因素，如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的行业相关性(Ahammad et al.，2018)；以及企业层面的因素，如并购企业的并购经验(Elango et al.，2013)和目标企业的规模(Chari and Chang，2009)。然而，已有研究存在如下两个局限性，一是热衷于探索单个影响因素的“净效应”，而忽视多个因素的“联合效应”。必须承认的是，跨国并购股权选择作为一个复杂的决策，是来自不同层面、不同主体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Chari and Chang，2009)。这种因果复杂性问题通过传统的回归分析探索单个因素的净效应，或者至多三个变量的调节效应是无法完全解释的(Fiss，2011)。二是无法明确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不同的因素对并购股权选择均有其“净效应”，然而多种因素的互动可能会产生替代作用，即1+1＜2，也有可能会产生互补作用，即1+1＞2。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有研究并未进行探索。毫无疑问，揭示多种因素的“联合效应”和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能够充分理解中国企业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的复杂性本质，而且还能为中国企业有效实施完全并购匹配和培养互补性或替代性条件提供解决方案。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被认为是探索“联合效应”和“互动关系”的有效方法(Ragin，2008)，近年来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科的各个领域(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有鉴于此，本文基于Chari and Chang(2009)提出的多重理论解释框架，探寻行业相关性、文化距离、目标企业规模、东道国国家风险、并购经验和东道国政府限制等六个因素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策略的“联合效应”，以及六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揭示中国企业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的推动因素和支撑力量。 二、研究框架和文献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