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投资  

作者简介:
刘行,通信作者,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电话:15041193141,liuhang@dufe.edu.cn。大连 116025;叶康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陆正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原文出处:
经济学

内容提要:

加速折旧政策对投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存在理论争议的话题。2014年10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六大行业的企业可以对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利用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发现,首先,相比未受政策影响的企业,受加速折旧政策影响的企业在政策实施后显著扩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幅度,且上述影响主要发生在更有可能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小规模和非国有的企业);其次,加速折旧政策还提高了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表现为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的增加;最后,加速折旧政策没有降低企业的固定资产租赁与股利支付率,但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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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类似于中国这样的赶超经济体来说,促进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有助于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增长动力,也有助于产业升级换代。2014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部署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随后,宣布生物药品制造业等六大行业的企业可以对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的所得税优惠政策。2015年9月,政府将加速折旧政策进一步扩大至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行业。加速折旧政策的颁布反映了政府试图通过税收政策来增强经济活力的期待与努力,这也是中国政府近几年来诸多扩张性税收政策的一部分。

      那么,税收政策能否真的促进企业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呢?对此,学术界早有探讨,且相关研究一直是前沿的学术话题。具体而言,Hall and Jorgenson(1967)构建了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模型。他们认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取决于三种因素:投资回报率、资本成本与投资收益的税务处理。这一模型为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早期的文献基于税收政策时间序列差异,发现税收政策会影响企业投资(例如:Hall and Jorgenson,1967;Auerbach and Hassett,1992;Chirinko et al.1999)。然而,这些研究无法排除商业周期效应的影响,因为政府往往是在经济下行时出台税收政策,而经济周期显然也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后续文献则通过不同资产类型受税收政策影响幅度的不同,来提供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的横截面差异证据。这一方法虽然可以部分排除商业周期效应的影响,但因为估算方法和所使用数据的不同,不同文献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例如:Cummins et al.1996;Desai and Goolsbee,2004;House and Shapiro,2008;Edgerton,2010;Zwick and Mahon,2017)。最近则有少量研究利用税收政策对不同企业的差异作用,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但是,研究结论依然有较大分歧。例如:聂辉华等(2009)和Chen et al.(2015)发现,中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促进了企业投资;Yagan(2015)基于美国的数据则发现,只针对C型企业(C-corporations)而不针对S型企业(S-corporations)的股利税改革,并没有影响到企业投资。

      上述研究表明,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这一话题依然值得探讨。而且,单独考察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影响的文献较少(House and Shapiro,2008;Zwick and Mahon,2017)。更为重要的是,理论上而言,相比其他税收政策,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首先,税率变化这类税收政策会直接降低企业税费支出总额;而加速折旧政策并不会影响企业税费负担的总额,它只是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折旧费用抵税收益的时间分布(即时间价值)来影响固定资产的投资收益。因此,经济意义上,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程度可能较为有限(Desai and Goolsbee,2004)。其次,Edgerton(2012)的理论分析认为,加速折旧政策只会影响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和现金流,而不会影响企业的会计利润。①当管理层主要关注会计盈余而非现金流时,管理层并不必然会因此做出反应并增加投资(Graham et al.,2005;Roychowdhury,2006)。事实上,Edgerton(2012)的实证分析印证了他的预期。基于此,本文以我国2014年颁布的加速折旧政策为契机,试图考察这一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具体而言,2014年的加速折旧政策允许生物药品制造业等六大行业的企业,对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的所得税政策,而对于其他行业的企业并未有此规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构建双重差分的实证模型,考察这一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因果影响。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相比未受加速折旧政策影响的企业,受政策影响的企业显著提升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幅度。在更换对照组样本、变换实证模型、进行安慰剂测试,以及考虑可能的替代性解释和共生性事件之后,上述结论保持稳健。进一步,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换言之,是更有可能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我们还发现,加速折旧政策会提高企业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程度,这说明加速折旧政策还会促进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最后,我们考察了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其他财务决策的影响。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没有影响企业的租赁行为,也没有削减股利以满足投资所需资金,但是企业提高了债务融资的比重来满足资金需求。

      综合来看,我们的研究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一结论存在以下贡献。

      (1)本文的结论补充了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投资的相关文献。加速折旧政策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与其他税收政策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单独考察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非常必要。据我们所知,现有的从实证上单独探讨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影响的文献有两篇(House and Shapiro,2008;Zwick and Mahon,2017),这两篇文献的研究对象均为美国的加速折旧政策。然而,美国加速折旧政策的对象为所有企业。要想研究加速折旧政策的影响,研究者需要先根据企业资产的特征估算哪些企业受政策影响的幅度较大,之后再考察这类企业的投资变化。毫无疑问,估算过程中的度量误差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可信度。②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判断出控制组和实验组,从而使得研究设计更为干净、研究结论也更为可信。此外,美国的加速折旧政策为暂时性的税收激励,这导致其影响投资的机理与中国的加速折旧政策会存在差异。最后,我们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也有显著影响,这是已有研究没有关注到的。

      (2)本文的结论也有很强的政策性启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开始逐年下滑。为了缓解这一衰退趋势,我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多种刺激政策,其中就包括加速折旧政策。本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发现加速折旧政策确实刺激了企业投资。这正面支持了政府政策,也为后续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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