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企业节约税款、留存利润的一种手段，企业税收激进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显著关联(Desai等，2007)[1]。探索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税收激进，对于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负债水平、政治关联等公司特征(Gupta和Newberry，1997[2]；Rego，2003[3]；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4])，高管激励、内部控制、董事会制度、所有权结构等治理特征(郑红霞和韩梅芳，2008[5]；Chen等，2010[6]；Rego和Wilson，2012[7]；Armstrong等，2015[8])，以及税收征管、外部审计、外部专业投资者等外部环境因素(金鑫和雷光勇，2011[9]；江轩宇，2013[10]；谢盛纹和田莉，2014[11]；蔡宏标和饶品贵，2015[12])，都会影响企业税收激进。而近年来的不少研究亦开始把企业税收激进作为一个公司治理领域的问题在进行研究，例如Slemrod(2004)[13]、Chen和Chu(2005)[14]、Crocker和Slemrod(2005)[15]的研究已为在公司治理视角下研究企业税收激进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于投资者与股东而言，税收意味着现金流的减少，因此，风险中性的投资者与股东希望管理层通过追逐避税机会来最大化公司会计利润与股东财富(Hanlon和Heitzman，2010)[16]。但是，在委托—代理理论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管理层并非与股东始终保持利益一致，他们往往会通过激进的财务报表、在职消费、关联交易及掩盖公司负面信息等形式来增加股东的非税收成本(Chen等，2010[6]；Kim等，2011[17]；刘行和叶康涛，2013[18])，亦即，代理成本损害投资者与股东的利益，同时限制管理层避税行为之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正因如此，如何有效地降低管理层税收激进带来的代理成本，进而保护投资者与股东的利益、提升企业价值，成为公司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但就此问题而言，现有研究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公司治理是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机制，用以平衡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仅从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来划分公司治理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并不合理，因为公司治理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亦包括外部控制权市场、法律环境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等其他因素(白重恩等，2005)[19]。第二，如上所述，高管激励、内部控制、董事会制度、所有权结构等不同角度或单一维度的公司治理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已被研究发现，然而，不同角度、单一维度的公司治理与整体公司治理水平并不相同，整体公司治理水平如何影响企业税收激进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三，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监督力量，媒体对管理层制定税收政策会产生重要影响(田高良等，2016)[20]，近年来媒体对企业信息的传递作用日趋显著，公众对媒体的利用程度不断提升，企业或正面或负面的信息都会迅速得到媒体的报道，并影响社会公众与投资者对企业的评价，进而影响企业价值，而现有研究仅有少量文献关注到这一点，相关研究亟须补充。第四，媒体关注作为主动治理机制的补充，其到底是对公司治理之于企业税收激进影响的一种替代作用，还是因公司迫于合规压力与声誉追求动力而形成的一种互补机制，对此问题，现有研究尚鲜有涉及。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就公司治理水平、媒体关注与企业税收激进这一主题开展研究，主要包括：(1)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媒体关注分别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效应，并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及媒体关注二者对企业税收激进的交互影响效应；(2)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及媒体关注对实际控制人性质不同企业的税收激进影响的差异。 本文的创新将主要体现在下述几点：(1)突破囿于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界定的传统公司治理划分方法，将治理因素划分为企业主动与外部监督两部分或两个角度；(2)构建全面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指标，并以此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3)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及媒体关注二者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到底是互补作用还是替代作用；(4)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及媒体关注对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的税收激进的影响效应。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 企业的税收安排分为节税行为与避税行为。其中，节税行为是指纳税人采用合法的手段达到节约税款的目的，而避税行为相较于节税行为则仅具有不违法性，是指利用税法的不完善性及利用税收优惠条款等规避或减轻纳税义务。由于在现实中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因此，学者将节税行为与避税行为统称为企业税收激进(金鑫和雷光勇，2011[9]；Hanlon和Heitzman，2010[16])。 关于企业税收激进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公司盈利能力、负债水平、公司规模、海外交易等公司特征(Gupta和Newberry，1997[2]；Rego，2003[3]；Wilson，2009[21])，高管风险偏好、CEO类型、高管薪酬等管理层特征(Rego和Wilson，2012[7]；Chyz，2013[22]；蔡地和罗进辉，2015[23]；Armstrong等，2012[24])，独立董事比例、专门委员会设置等董事会制度安排(Armstrong等，2015[8]；李维安和徐建，2014[25])，外部审计质量、税收征管强度、政府治理效率等外部监管特征(金鑫和雷光勇，2011[9]；江轩宇，2013[10]；金鑫和俞俊利，2015[26])，承担社会责任水平、地区宗教信仰、研发投入强度等企业文化特征(Boone等，2012[27]；Hoi等，2013[28]；Higgins等；2015[29])，货币政策、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宏观经济形势都会影响企业税收激进(王亮亮，2016[30]；刘行和叶康涛，2014[31])。然而，不同角度、单一维度的公司治理特征与整体公司治理水平并不相同，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因素研究需要从整体公司治理水平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