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之后，东方、长城、华融三家资产管理公司相继宣告成立。至此，业内人士认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建立表明我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组织框架开始建立。然而，更多的人所关注的则是，肩负着盘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双重使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能否顺利完成其艰巨的使命。对此，有人担心这一牵涉到数千亿元老帐的处理和无数人的利益调整的举措，搞得好有可能成为国企改革的“杀手锏”，搞得不好则有陷入“赖帐经济”的危险。 谨防债转股演变成帐面解困 随着北京水泥厂首例债权转股权的实施，人们可以从签约企业中看到这样的结果：即实施债转股之后，企业当年就可以扭亏，并在二、三年内步入良性循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专家解释：比如某企业资产1000万，负债率100%，交付利息之前盈利30万。假如年利率是5%，交付利息之后该企业就要亏损20万。如果实施债权转股权，把100 万债权转成股权，这样企业的利息支出就减少，帐面就盈利30万。厂还是那个厂，人还是那些人，什么都不用做，就会写出两笔帐，企业就扭亏为盈了。在目前三年脱困巨大的压力面前，这种既可以得到经济利益，又可以保住交椅的美事，那一家地方政府和企业会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有人认为，如果把“扭亏增盈”作为政策目标，又把“债务负担”作为政策依据，债转股就可能会演变成一出数额巨大的帐面游戏。有专家提出，如果从指导思想上不是通过债转股解决企业深层次的问题，而是要把帐面数字做得好看一点，这项改革就很难不走上岔路。 应当肯定地说，债转股对于有些大中型企业来说是解决债务问题、摆脱困境、重新焕发生机的有效途径。确实有那么一批企业生逢国家实行工程投资“拨款改贷款”改革之际，这些企业技术装备先进，产品很有市场，仅仅因为“胎生”的巨额债务负担而陷入亏损的泥潭，对于这样的企业，通过“债转股”，就可以使之轻装上阵，并步入良性循环。 值得提出的是，目前社会各界对债转股的期望值似乎过高，好像只要债转股，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应当看到，国有企业的问题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债务问题，内部机制、产权结构、产品结构、市场、技术人才、设备、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债转股只是为企业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对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道德风险可能使债转股变味 来自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消息表明，债转股的实施有可能导致银行利润减少的局面，这一现象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宏观课题组最近提出，尽管债转股的方向和初衷都是要走向信用经济，但是，债转股是一项政策性和业务性都很强的工作，如果机制设计不好，或实施出现差错，成为变相豁免企业债务的话，就有导致赖帐经济的危险。目前，此苗头已经出现，许多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活动，有些企业干脆不还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以期将来能债转股。每个欠债不还的亏损企业，都可以论证其亏损是国家政策造成的，而不是自身经营的结果，从而理直气壮地要求加入“债务大赦”的行列。有专家提出，如何防止赖帐经济的出现已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 据一家银行的负责人透露，在被列入今年实施债转股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仍具有偿付贷款利息的能力，每年的这笔数字对于银行来讲是十分可观的收入。如果将这些债务转为股权，银行的整体经营状况不仅不能得到改善，相反还会进一步恶化。 为此，有经济学家认为，所谓“企业债务负担过重”是一个虚幻的命题。任何资金都是有成本的。之所以国企会产生债务负担这个概念，完全是因为我们国家股东是个“大方的”股东：它不在乎回报率，于是，国家资本金变成了免费资金，于是国企才觉得银行利息是“负担”，自己是给银行“打工”。 上海市统计局前不久抽取当地37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就扭亏问题进行专项调查。近7成的企业认为，负债率高、 利息支出大是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对此，不能不说央行上海分行行长吴晓灵的说法最形象不过了，那就是“利息是市场经济的入场券，如果连利息都付不起，说明你应该从市场上走人，把资源让给别人来使用”。试想，如果这些企业为私营企业，恐怕早就关门大吉了。难怪乎，在信达公司成立之初，有媒体透露，今年前3 个月建设银行的逾期贷款不正常上升。 因此有人担心，债转股在给商业银行企业创造宽松经营环境的同时，也使商业银行企业得到一种错误信号：出了坏帐有资产管理公司兜着。 有识之士认为，能否真正防范道德风险，债转股是块很好的试金石。我们正处在信用经济与赖帐经济的十字路口。 债权转股权艰巨又艰难 有专家预料，中国的“债转股”工作会碰到许多挑战，其任务十分艰巨且难度较大。 其理由：中国的银行呆坏帐率较高；中国的“债转股”既涉及到银行又涉及到企业，比单纯的银行重组或企业重组远为复杂；中国的企业重组既涉及到债务，又涉及到其他问题，是一种“整体”重组；中国的“债转股”缺乏可供借鉴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