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会造成资本市场的非正常波动，进而影响到投资者信心和权益保护，宏观层面而言直接关系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目标的实现与否。2007年至2013年间，超过80％的上市公司存在独立董事本地任职现象(独立董事本职工作与公司注册地在同一省份、直辖市或自治区)，且本地任职人数所占比例在60％以上。本地任职一方面会增强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了解和降低监督成本，便于更好地约束管理层行为；另一方面亦将会由于地缘因素而使得独立董事置身于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制掣了监督功能的发挥。 依据高阶理论，独立董事任职特征将会对其作用发挥产生重要影响，这亦成为目前众多学术研究的立足点之一。本文通过探讨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违规行为的影响，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增量经验证据。再进一步，以往政治关联的大多数研究将其范围限定在CEO、董事长等特定群体[1-2]，着力关注独立董事的文献并不多见，比较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政治关联差异的文献更是少见，因此本文拓展了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最后，违规行为是损害股东利益、增加代理成本的典型行为，研究独立董事本地任职与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科学评价和改进独立董事任职的效率问题，进而可为完善中国情境下的独立董事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一)本地任职对违规行为的影响分析 地理经济学认为空间距离的远近将会直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决策质量，先前的研究证实，源于地缘优势，本地分析师出具的公司盈余预测报告更为精确[3]，本地投资者获得的投资收益更高[4]，临近金融中心的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权益融资[5]。此外，独立董事付出的机会成本与监督的勤勉度负相关[6]，由于位置临近将会导致履职成本更低，进而本地任职将会使得独立董事更勤勉地完善公司治理。因此，上述地理位置优势将会增强本地任职独立董事的监督效应，进而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简称监督效应假说)。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生活中，通过“校友”、“战友”、“老乡”、“协会”及“同行”等形成的各种关系网络，属于弥足珍贵的社会资源，恰当地使用这些关系将会带来较高的经济利益。由于在地理上临近，本地任职独立董事与公司管理层之间存在类似于“老乡”的关系，同一区域的生活经历将会使得他们的文化理念和处事方法更为接近。进一步地，本地任职将会使得独立董事与企业管理层之间更可能处于相近的朋友圈子范围内，这将使得独立董事的履职行为受到一定限制。因此，与异地任职相比，当独立董事在本地任职时，更容易为管理层所俘获，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进而使得本地任职的独立董事碍于情面、较少地质疑管理层决策，监督效率因此而降低。Khanna等(2015)[7]的研究表明CEO同董事会之间的联系(包括独立董事在内)有利于隐匿违规、进而使得CEO因违规而遭免职的概率和为实施违规行为达成共谋的沟通协调成本下降，因此公司违规的动机增强。同样地，可以合理预期本地任职导致的裙带关系将会增加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简称裙带关系假说)。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的本地任职对于违规行为之影响存在正反两方面的竞争性理论假说，鉴于此本文提出相互对立的假设1a和1b： H1a：限定其他条件，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将会显著降低违规行为倾向和严重程度。 H1b：限定其他条件，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将会显著提升违规行为倾向和严重程度。 (二)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及产权性质的交互影响分析 政治关联作为典型的非政治制度安排，在转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为企业争取更多的诸如银行融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方面资源[8-9]。具体到独立董事，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按照主要经历和背景可以粗线条地将其区分为专家型独立董事和关系型独立董事(政治关联是一种典型关系)。专家型独立董事可以充分应用其所掌握的会计、法律和技术知识为企业价值提升和投资者利益保护服务，而关系型独立董事尽管能够在企业和政府交往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但是其通常是利用关系资源“挤入”董事会以获取报酬，不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难以成为有效的外部监督者，监督效应相应减弱。在更多时候企业需要的是政治关联独立董事所涉及的种种资源，不会过于关心其真实作用发挥与否。从更深层次而言，如果存在依靠政治关联进入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本地任职所产生的裙带关系束缚和政治关联等多重关系交互作用，将会使得独立董事群体面临的关系更为复杂，独立性进一步降低。当独立董事群体兼具专家和关系两种特征时，政治关联则会有损其专家才能的发挥。鉴于上述影响，就违规行为而言，受限于自身监督能力和独立性，政治关联将阻止本地任职积极监督作用的有效施展，进而使得本地任职抑制违规行为的能力下降(简称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的作用路径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央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机构，源于“父爱主义”他们同政府之间具有天然的无可替代的联系[10]，从而借助独立董事从而达到建立政府关系的目的和动机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微不足道，因此当国有企业中的独立董事存在政治关联时，其相应的政治关联调节作用降低。进一步地，除证券监管部门外，国有企业面临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多重外部政府部门的监管，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完善[11]，这为政治联系的调节作用发挥提供了更强的约束条件。更深层次而言，具有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在非国有企业中则不然，他们往往成为企业同政府沟通和交往的重要中介，会促使企业和政府之间更容易形成默契，这直接会导致容忍甚至无视违规行为的可能性显著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