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与中坚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之一，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成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也需要将企业党组织的建设融入现代企业制度当中，进而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初明利、贾元昌，2012)。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一大特色(马连福等，2012)。2015年6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国有企业改革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2015年9月中办印发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指出了国有企业党组织作用存在弱化的问题，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要在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和强化党组织的建设。该意见既为我国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出了要求。因此，党组织如何创新和有效参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进而发挥党组织的独特优势，成为了当前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迫切需要实践探索与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现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参与治理对企业的公司治理以及公司行为表现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其影响是多方面且复杂的。一些文献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有研究结果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助于抑制大股东窃取公司利益(Chang & Wong，2004)，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与董事会效率(马连福等，2012)，降低公司高管的绝对薪酬，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酬，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马连福等，2013)，提高并购溢价水平(陈仕华、卢昌崇，2014)等。但也有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可能存在消极的作用，如有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干预会让公司承担较多的冗余雇员(马连福等，2013)。上述有关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党组织治理如何影响我国国有企业行为表现以及党组织在国有企业的治理实践的改善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现实中仍存在一些尚待深入研究的地方。 首先，现有文献往往集中于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公司组织正式因素(如薪酬、雇员、兼并与股权结构等)影响的研究，而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国有企业组织非正式因素(如高管团队的非正式等级)的影响尚未得到发掘。研究表明，团队等级是基于一些价值化的社会标准对个体排序的结果，是群体重要的结构条件(Blau，1977)，普遍存在于群体中(Berger等，1998)，且在不同组织内部中形式具有差异(Ridgeway & Walker，1995)。在公司治理中，公司高管的地位并非均等的，企业高管对公司的影响具有差异(Maríadel等，2014)，公司管理层自然形成等级，并能够在彼此间获得较为清晰的感知(Magee & Galinsky，2008)。基于权力来源性质(Finkelstein & Mooney，2003)的划分，公司高管团队等级可以划分为正式等级和非正式等级。正式等级构建主要源于组织正式职权，而非正式等级主要来源于管理团队成员社会互动所形成的人际资源支配能力，本质上均为体现对他人影响力和有用资源控制能力的团队权力结构的表现。每一家公司的高管非正式等级存在不同程度分散与集中的情况，本文以非正式等级的平等化给予描述，团队非正式等级的平等化程度越高，表明团队成员之间非正式地位分布越均等。研究显示，团队非正式等级状况对于团队效能具有关键的作用(Johnson，2004)，如有研究结果表明，团队非正式等级的平等化对于组织具有建立秩序、促进协作、激励成员(Magee & Galinsky，2008)、创造稳定心理环境、解决冲突(Halevy等，2011；2011)和配置组织资源(黄文锋、张建琦，2016)等功能。因此，公司高管团队的非正式等级在公司治理中应该具有重要的作用(He & Huang，2011)。我国社会经济交往更为注重人际关系，公司高管的非正式等级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因而将有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能的提升有必要重视高管团队非正式等级的状况(如非正式等级的平等化)。另外，党组织如何改变企业内部运作是其政治核心作用发挥的关键(林尚立，2010)，党组织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涉及对于国有企业组织内部关系的重构(周秀红，2015)。党组织由于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及较为独特与完善的正式组织形式和运作规则，对国有企业内部关系存在着系统性和长期性影响的机会与能力。因此，作为组织内部关系的重要构成和内部运作机制的重要体现，组织内的非正式等级有可能受到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直接影响。现有研究对此缺乏深入的发掘与验证，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究，进而能够较全面展示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内在影响机理。 其次，现有研究探究了党组织治理对公司行为表现(如投资行为、雇佣行为与薪酬管理等)的影响，而对这些行为表现如何进一步影响公司绩效往往缺乏同时的联系。而对党组织治理的影响与公司绩效同时联系起来则更能够清晰展现党组织在国有企业独特优势的发挥。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对高管团队内部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揭示高管团队特征如何影响公司绩效(Ridgeway & Correll，2004；He & Huang，2011)，其中，反映团队内部关系的团队非正式等级状况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则可能具有特别的影响力(Magee & Galinsky，2008)，只有清楚高管团队内部的社会关系(包含非正式等级)，才能更好地理解高管团队特征在组织的绩效功能作用(Hillman & Dalziel，2003)。因此，同时考察组织内部非正式等级状况与绩效的联系，能够更为充分与深入揭示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作用内在机理与绩效意义。 再次，如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党组织的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这也暗示了其中存在探索党组织的参与治理效果情景边界的机会。对于党组织的参与治理作用过程制约情景的发掘，将有助于揭示党组织的参与治理作用的内在机制与约束条件。 最后，公司治理是公司组织重要的领导与控制系统，是公司组织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资源配置与冲突解决的重要机制。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方式，董事会对公司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董事被视为在监管管理层，给管理层建议，帮助公司获取独立管理资源等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Hillman & Dalziel，2003)。“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是我国国有企业实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与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有机结合的有效办法(李源潮，2009)。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组织对于董事会的参与是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简称董事会党组织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马连福等，2012，2013；陈仕华、卢昌崇，2014)，且《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推进董事会建设是国有企业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点。对于董事会党组织治理如何影响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状况的剖析，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党组织参与对于国有企业优势构建的作用机制。综上所述，本文聚焦于董事会党组织治理对于国有企业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影响，同时探索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联系及其情景边界。 本文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的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显著正向影响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而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在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边际贡献与研究意义主要在于：首先，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党组织治理影响组织正式结构因素不同，本文首次聚焦于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对于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影响，从董事团队非正式社会结构的视角揭示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的作用，丰富党组织治理影响国有企业实现途径的研究，进而也揭示了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可以成为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关键着力点。其次，如上所述，现有有关党组织治理的文献更多仅仅关注党组织治理对于公司特征与行为的影响，而较为缺乏对于这些公司特征与行为如何影响绩效的同时联系，限制了对于党组织参与治理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构建与实现独特竞争优势的深入理解，而本文除了研究董事会党组织治理对于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影响外，还同时分析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清晰董事会党组织治理与公司绩效可能存在的联系，有助于深化对于党组织治理在国有企业中如何发挥政治优势进而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绩效的理解，也为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与方式提供重要的实践机会启示。第三，本文基于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作用依赖于组织决策环境的视角，提出和验证了非正式等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环境不确定性这一边界变量，丰富了我国公司高管团队非正式等级绩效影响的情景研究，揭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于公司绩效影响的复杂性以及党组织的参与治理作用的情景边界，同时也说明了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作用的发挥需要关注情景变量的约束。第四，以往有关董事会权力的研究往往将董事会权力视为一个整体，缺乏对其内部权力结构的关注，同时，主要集中于董事会权力的影响而忽视权力结构如何形成，本文则侧重于董事会团队内部权力关系的解构，剖析其内部非正式等级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同时联系非正式等级的影响效果，这将扩宽公司董事会权力的研究。最后，作为对现有为数不多党组织治理规范研究的补充，本文较大样本的实证检验将丰富我国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为贯彻和实践《若干意见》所提出的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的要求提供指导，有助于各方对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如何发挥独特优势取得共识和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和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建设，进而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