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苹果公司iPhone智能手机，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尤其是在2008年后全球经济处于衰退中的特殊时期，仍能保持行业内较高的利润和不断增长的销售态势，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司当初对智能手机产业的前瞻性判断；而汽车产业中的先驱美国福特公司，20世纪20年代初期沉醉于曾经给自己带来成功的低成本战略，始终禁锢于原有方向，忽视消费者对于汽车需求的新变化，一度危及到公司的市场地位乃至生存。应该说，国内外类似的企业实践案例不在少数。世界上有苹果和乔布斯、IBM和郭士纳、通用电气和韦尔奇，也有许多盛极一时，如今却风光不再甚至不复存在的企业，如王安电脑、柯达、宝丽莱、Palm等公司。在动态复杂市场环境下，战略变革前瞻性日益成为一个企业乃至整个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企业要获取持续发展机会和寻求持续竞争优势，应该“以反脆弱性的方式构建事物”，[1]并在“每一次战略布局都要体现出前瞻性”。[2]由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关键在于，在日益动态复杂环境下，企业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培育和实现战略变革前瞻性？换言之，在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形塑与实现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关键性因素的驱动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产生影响效应？ 关于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Strategic Prospectivity)的理论研究可追溯至Miles和Snow。[3]他们认为，现实中的企业存在四种不同类型的战略行动者：先知先觉者(Prospector)、先知后觉者(Analyzor)、后知后觉者(Defender)以及不知不觉者(Reactor)，其中战略变革前瞻性是“先知先觉型企业的特有属性，因为该种特性的企业所处环境比同行业的其他企业更富有变化性，能使企业不断地调整其产品或者市场定位领域，利用发现的市场机遇，强调技术与行政系统的灵活性以促进企业目标的迅速实现”。目前，与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相关的研究比较少，它们主要从企业组织资本、[4]控制方式[5]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却没有在考虑企业自身特征及战略决策性质基础上，从深层次角度探析企业家认知和知识创造过程对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影响机理及关系模式。事实上，在探究复杂不确定性问题时，需要特别关注企业家的认知因素，因为能力存在“天花板”效应，超越某一界限信息组织和加工惯例或偏好方式就会对企业战略行为活动产生更大程度的影响。[6]当前我国企业尚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期，大多面临非结构化的问题，难以通过简单模仿或者沿袭旧方法来解决，而需要决策者结合环境认知和个人判断予以决策。[7]企业家认知在组织能力的演变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会影响企业能力开发及管理者形成问题与寻找解决方案的行为。[8]无疑，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主导者，企业家认知会对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形成机理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知识将成为企业的战略性资源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企业也会日趋呈现知识体的特性。从资源优势理论的角度，由于知识本身具有默会性和非流动性的特征，无法轻易转移和扩散。[9]为应对动态竞争环境，企业需要通过关注并利用知识创造过程(Knowledge Creation Process)，持续将企业家认知转化为可行的战略活动，实现企业的目标并获取优质绩效。知识创造过程能够使企业放大嵌入内部的知识，将知识转化于运营活动，并提升效率和创造商业价值，[10,11]因而，知识创造过程在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的制定和实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现有少数文献侧重从静态角度探讨组织知识结构对战略变革的影响作用。[12]鉴于此，本文综合借鉴现有相关理论，考虑企业家认知、知识创造过程与战略变革前瞻性的整体关系框架，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企业家认知对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的直接影响作用，尤其从动态角度重点剖析知识创造过程的中介作用机理，并进一步采取样本统计和典型案例法，实证探析三者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模式及其效应。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理论分析 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有限理性理论(Theory of Bounded Rationality)、社会认知理论(Theory of Social Cognition)以及知识创造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 Creation)。首先，有限理性理论最初是由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西蒙两位教授所提出，他们分别在著作《决策是如何产生的》[13]和《管理行为：管理组织的决策过程研究》[14]阐述了有限理性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个体都试图理性，即根据评价行为结果的某些价值系统来选择偏好的行动方案。不过决策者在面对真实世界时，受有限认知能力和不完全信息所束缚，其行动无法完全理性，最终往往选择一种令人满意而非最优的行动方案。其次，社会认知理论主要考察那些与企业战略变革相关联的杂乱现象，是否会受到一些潜在认知规则的内在影响？根据社会认知理论，[15]个体所处整体环境可由如下两组因素来描述：(1)认知与动机；(2)环境中的个体。当个体针对上述两组因素进行信息处理时，用来解释个体行为的模型就会接近所感知的整体现实。从信息加工角度而言，认知是指感觉输入的转换、加工、存贮、恢复以及使用的全过程，[16]由此企业家认知就成为企业家进行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以及企业家存储、检索、转换及使用信息的独特能力，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认知模式或状态，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比如企业对环境的扫描和感知，以及企业对未来机会的发觉和把握。[17]最后，知识创造理论主要论及组织内部不同知识的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由于人类知识可划分为两个简单类型：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和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10]有效知识创造的关键则取决于这两类知识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知识创造过程。[18]根据知识创造理论，[18,19]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存在四种不同的动态转换过程，即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及内隐化(Internalization)，由此形成组织知识螺旋式转化和创造过程的SECI模型。这种知识创造动态过程有助于提升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并改善企业绩效，比如产品创新或者工艺改善。[20]因而本文采用SECI模型来具体考察知识创造过程的中介影响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