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由于董事会的行为难以直接观察，已有文献大都把“董事行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退化为“董事结构对公司的影响”，其逻辑前提是结构影响了行为，却忽视了董事会决策的社会基础——社会关系。本文则主要关注企业董事会之间如何通过社会关系构建合谋，进而影响对CEO的薪酬监督。 董事会对CEO进行授权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委托代理的核心契约安排。Hart和Holmstrom(1987)[1]刻画了单任务委托代理模型；Bernheim和Whinston(1986)[2]模型化了多委托人的公共代理情形；Holmstrom和Milgrom(1991)[3]则阐释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三篇经典文献分析了委托人和代理人谁应该拥有企业资产、代理人是固定工资还是绩效工资以及任务分配等科层授权的基本问题。之后有大量文献关注科层授权的多个方面，例如：Dessein(2002)[4]认为科层授权中要权衡权力下放与信息失真；梁平汉(2012)[5]研究了如果委托人不能直接监管代理人时如何进行序贯授权；Lee和Persson(2011)[6]分析了监督者与代理人的社会关联对代理人的行为和激励契约的影响。 董事会代表股东行使委托人权力，在公司科层授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Hermalin和Weisbach(2003)[7]、Adams等(2010)[8]都认为董事会的重要职责就是招聘、解雇和评价管理层。有大量文献分析董事会与CEO的委托代理问题。Hermalin和Weisbach(1998)[9]认为CEO薪酬是董事会和CEO双方谈判的结果；Adams和Ferreira(2007)[10]认为过于严厉的董事会监督会导致CEO隐瞒信息，友好董事会对企业可能是有利的；Schwartz-Ziv和Weisbach(2013)[11]通过记录和分析以色列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会议议题和时间，发现董事会的主要工作是监督管理层而不是干预CEO的具体活动。也有部分文献分析了寡头竞争下策略性授权问题(Vickers，1985[12]；Fershtman和Judd，1987[13])，他们认为管理层的效用来自于企业利润和销售收入，企业所有者可以选择对管理层的激励大小来最小化委托代理问题。但是很少有文献分析董事会合谋下的科层授权问题。本文在科层授权中，引入不同企业的董事会之间的合谋问题，考察董事会合谋对CEO薪酬敏感性的影响。薪酬绩效敏感性体现在薪酬对公司利润的关联性上，如果利润是CEO薪酬的唯一考核指标则具有完全的薪酬敏感性，如果薪酬同时与公司规模和收入等挂钩则说明薪酬敏感性较低。 少量文献研究了董事会合谋问题。Bourjade和Germain(2012)[14]分析了同一企业的董事和CEO之间的合谋问题。Andergassen(2011)[15]则研究了不同企业的董事会之间的合谋，本文与之主要不同在于：其一是使用董事会之间的利他性来刻画董事会合谋程度，而Andergassen(2011)[15]使用的是企业间CEO薪酬敏感性的预期协调能力；其二是利用中国数据对有关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而Andergassen(2011)[15]没有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在科层授权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董事会对CEO的薪酬监督问题，着重讨论了董事会合谋对CEO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并使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第一，在董事会对CEO的科层授权中引入董事会合谋问题，拓展了对科层授权的认识。第二，在董事会合谋和CEO薪酬敏感性之间引入了行业竞争这个中间变量，并发现董事会合谋会通过约束行业竞争来提高CEO薪酬敏感性。第三，实证分析中，我们识别了董事长之间的社会关系，量化了董事会的合谋程度，并使用2007-2012年中小板企业面板数据做了实证检验。此外，合谋的有关文献大都研究监督者和代理人的合谋(Tirole，1986[16]；Lee和Persson，2011[6])，部分文献也关注了委托人之间的合谋问题，但主要限于企业如何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信息的沟通、监督惩罚机制等方式来达成卡特尔，及其对竞争的影响(Spector，2015[17])，而本文则研究了委托人之间的合谋对代理人CEO的影响。 二、基本模型 (一)模型设定 我们假设市场形态为两家企业的寡头竞争，两企业的董事会分别授权它们的CEO进行经营决策，从事古诺竞争。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并且具有相同的生产成本函数：
，其中i=1，2分别表示两家企业。企业反需求函数为：
，a是一个外生参数。那么，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