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为2.5年，远低于日本及欧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企业在初创期死亡率偏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降低初创期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是助力中国企业稳步成长、做大做强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资本要素关注度的提高，尤其是在2014年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的背景下，信任作为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之一，日益成为政府净化经济发展环境、遏制投机行为和防范道德风险的重要举措。信任反映的是经济个体之间关系的嵌入水平和黏着性，对于普遍缺乏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的初创期企业而言，高信任度环境理应有助于降低其规模扩张所导致的退出市场概率。因此，探讨信任在降低初创期企业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方面的作用及达成机制，并进一步思考信任能否遵循效率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下意图通过增强社会信任来保持恒久生命力的企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退出市场行为提供了大量解释，大体可分为三类：资源机会说、多因素说、企业生命周期说。“资源机会说”认为企业的创立与成长是企业家不断购入所需原料、技工等生产要素，并在市场上获取收益的过程，因此，企业生存需要有一定的资源和机会，并且保持各方面的融合。有学者强调资源禀赋对企业生存的重要性(Brush，Greene和Hart，2001)，也有学者提出企业调动资源是为了抓住机会(Eckhardt和Shane，2003)。“多因素说”认为企业自身因素及其所处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导致了资源和机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从而引发企业退出市场。其中，企业自身因素包括企业负债、企业规模和经营者能力等(张静等，2013；Sullivan，2005)，外部环境大致分为金融环境和产业集群等(马光荣、李力行，2014；逯宇铎等，2013)。“企业生命周期说”则倾向于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时，导致企业退出市场的潜在因素存在较大差异。Timmons和Spinelli(2009)描述了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所面临的市场退出风险，且均指出企业在初创期时如不能处理好增长问题，业务就会恶化并最终宣告失败。综上可以发现，企业自身特征、外部环境和生命周期阶段均显著影响企业获取资源和利用机会的能力，从而对企业退出市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也使得该领域研究变得更加复杂。 在信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信任对企业绩效的正面作用。在企业融资方面，邓超等(2015)提出了银企间信任的博弈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了高度信任的银企关系有助于提升企业贷款成功率；在企业成长方面，郭霖、弗莱明(2005)以高科技企业为样本，证实了信任会显著影响企业成长；在企业创新方面，宋华、王岚(2009)研究了194家企业，发现信任关系有利于企业联合解决问题，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可见，作为企业生存的重要外部环境，信任对企业的融资、成长和创新等具有积极影响。对于初创期企业而言，其自身资本尚未充足，能力亦未完善，受到的融资、成长和创新方面的约束更甚于成长期或成熟期企业。此时，高信任度环境对初创期企业来说，很可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一方面帮助其降低融资成本、原料成本与企业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又帮助其提升创新效率，以把握未来更好的机会。由此不难发现，信任理应有利于减少初创期企业退出市场行为，但以往研究却对这一影响鲜有探索。 此外，现有的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根据企业生命周期说，不同阶段的企业退出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但以往研究大多未作阶段区分，而是将所有阶段的企业统一研究，如此便容易混淆部分因素对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2)外部环境因素分析主要从金融、产业集群等角度展开，社会资本层面的研究较为欠缺，信任方面的文献则更少。(3)不同经济环境下企业获取资源的便利程度以及所面对的市场机会不同，导致其面临的市场退出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而目前对企业市场退出行为进行分析的研究大多并未引入经济环境演变这一维度。 基于此，本文尝试作出以下突破：(1)针对中国初创期企业“死亡率”偏高的问题，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初创期企业，以便在控制生命周期异质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企业在该阶段的主要行为特征及其与市场退出风险之间的关系。另外，初创期企业的主要市场行为是规模扩张，且企业规模扩张与市场退出两种行为并行不悖，两者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本文在研究初创期企业市场退出风险时着重探讨企业规模扩张的影响。(2)在外部环境因素方面，着重分析社会资本差异对企业规模扩张与市场退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以信任为切入点，探究信任程度的提高能否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3)在研究维度方面，运用截面数据对比分析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三个年度的信任对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与市场退出风险关系的影响。本文意在研究初创期企业面临不同生存机会时，信任对企业规模扩张与市场退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差异性及内在作用机制。而2007～2009年中国经济环境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市场需求日渐萎缩、生产要素成本逐步高企，企业生存机会逐年恶化，这一变化恰好为本研究提供了天然试验场所。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分析，梳理总结信任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的具体作用机制；第三部分是数据与变量；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研究不同经济环境下，信任对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与市场退出风险关系的不同影响；第五部分是作用机制检验，通过明确不同经济环境下信任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的具体机制，以破解信任作用机制的“黑箱化”；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机制分析 综上，我们可提出“信任能够一定程度地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的研究假设，本文接下来将展开作用机制分析。企业能否持续生存的关键在于企业获取核心资源和抓住市场机会的能力。初创期企业刚刚进入市场，社会经验少、声誉薄弱，在与银行、上下游企业以及同行之间开展业务时容易处于劣势地位，主要面临三个难题：其一，融资困难。对于多数初创期企业来说，通过证券市场和风险投资等渠道获取资金的可能性很低，且还款信誉及银企关系方面不如成熟企业，难以获得持续、较低成本的银行贷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制约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其二，与上下游企业的交易成本过高。初创期企业一般市场势力较弱，普遍采取“让利经营”策略。与上游企业交易时，往往会被要求提前付款，或无法享受优惠价格和服务；与下游企业交易时，则可能被拖欠货款，或被提出各种苛刻要求。如此一来，盈利水平被大大削弱，持续经营潜力被严重影响。其三，创新后劲不足。市场瞬息万变，持续创新才是“以动制动”最根本的途径。初创期企业需要经历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这势必占用大量资源，很可能挤占创新投入，其后果是企业在吸引人才、购置技术等方面日渐落后于成熟企业，导致高效率的创新难以持续，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步失去。那么，当初创期企业面临融资困难、交易成本过高、创新后劲不足等重重困境时，信任该如何为其“雪中送炭”?本文认为，高度信任环境下，企业之间及银企之间的业务往来存在的道德风险较低，能极大程度地减少初创期企业因规模小、名气低而遭受的歧视。作为经济运行“润滑剂”的信任，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与提升创新效率三个机制，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对此详细分析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