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类学的鼻祖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西部电气工厂开展的霍桑研究，它对后来的管理学、组织研究和行为科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经典的地位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的人际关系学派，使之在多个学科的学术史研究中都成为不得不提及的案例。 有关霍桑试验的梳理与回顾颇丰，然而学者们对同一时期在大西洋另一岸的曼城(曼彻斯特)工厂研究却少有提及。与霍桑试验相比，曼城工厂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抑或是研究假设，都有所不同，体现了不同的研究风格和研究路径。那么，这两项经典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何差异？对于企业人类学的研究有何启示？ 本文在简要回顾这两项研究的基础上，对二者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然后，通过梳理人类学视野中的企业定义，对企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讨论。 一、霍桑试验与曼城工厂研究：简短的回顾 霍桑试验的目的在于检验泰勒主义的原则，它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为了测试物理条件的改变对产量的影响；第二阶段是为了探寻员工士气(morale)与监管(supervision)之间的联系；第三阶段是为了研究工作场所中的社会组织。在理论上，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霍桑工厂的接线观察室中发现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同时存在，并对非正式组织的运行过程及其与正式组织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时还描述了产量定额的来源及其作用，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做出了解释，表明金钱并非总是产生激励作用。从整体来看，霍桑试验继续保持并延续了人类学者在乡土社会研究的特点，[1]将企业看做一个小社会，运用功能论和均衡论对企业中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横向关系、纵向关系以及工人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详细记录和分析，并考察了工人士气与管理理念的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霍桑试验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改变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它最初是一个受控试验，继而转为一个访谈研究，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定性的田野调查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面对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研究者不断尝试使用新的方法，并提出了新问题。迪克森(W.J.Dickson)和罗特利斯伯格(F.L.Roethlisberger)总结了这一过程：“霍桑实验开始是一个‘假设检验’，随着研究的推进，逐渐变成‘提出假设’的研究。”[2]值得注意的是，霍桑实验中积累的丰富的原始研究数据本身，为研究者提供了材料，这使当时及后来的学者重新审视这项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桑实验是极力倡导在组织研究中使用民族志和定性研究方法，并且从中获益的成功案例。 1953－1954年，哈佛大学的霍曼斯(G.Homans)教授到曼彻斯特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提议继续霍桑实验的研究。然而，虽然英国人类学界也已经开始了对企业的研究，却没有吸收霍桑试验的研究假设。当时，曼彻斯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获得了来自英国政府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资助，第一阶段对五个工厂开展了研究，探索“产量规范”(output norms)与非正式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快恢复战后的工业发展。后来成为曼彻斯特商学院院长的卢普顿(T.Lupton)研究了Wye工厂和Jay工厂。前者是一个生产防水服的现代化工厂，主要雇用女工；后者生产大型电力变压器，主要雇用男工。坎尼森(S.Cunnison)研究了Dee工厂和Kay工厂。前者是一个生产防水服的小型传统企业，后者是一个缝纫工厂，两个工厂既雇用男工也雇用女工。威尔森(S.Wilson)研究了Avalco工厂，该厂主要雇用女工在阀门生产线工作。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阶段，另外一组人从三个侧面研究了雪铁龙公司：艾美特(I.Emmett)研究管理者，摩根(D.Morgan)研究装配车间，沃克尔(M.Walker)研究机械车间。[3] 在第一阶段，研究者发现五个工厂都存在非正式组织，尽管工人与管理者的关系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控制自己的工作状态。曼城工厂研究利用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系发展出来的冲突论，分析了工厂中的不平等关系，并指出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和意料之外的联盟关系在系统及其固有的冲突中持久存在。此外，在对女性“性别分工”的观察中，研究者指出，工厂中的女工与男性领导的互动与男工与男性领导的互动模式不同，女工可能会将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带入工作情境之中。 二、研究方法比较 霍桑试验和曼城工厂研究为后来的组织研究带来了新的方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二者在研究假设、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上都有不同。 (一)不同的“参与”和“观察” 霍桑试验的第一阶段采用的是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研究者将女工们抽离日常工作场所，让她们在一个特定的继电器装配检验室工作。该检验室中的各种设备和条件都与日常工作场所完全一致，只是多了一些研究者，他们在其中扮演“非导向性访谈者”的角色，特别关注女工们的心声。第二阶段，为了探寻员工士气与管理之间的联系，并为培训管理者提供素材，霍桑工厂成立了产业研究部，在1928年至1930年间开展了大规模访谈，与21126名工人展开交流。第三阶段，为了研究工作场所中的社会组织，研究组采用了一种更加深入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直接观察法。然而由于大多数工厂的工人数量较多，各种问题相互交织，过于庞杂，难以研究。[4](P.385)因此，研究者选出15名工人，将他们分为三个小组，分别在三个隔离的观察室中进行电话交换机的接线器装配工作。每个观察室中都有一位研究者、一位观察者和一位访谈者。研究者和观察者保持低调，对工人们的所有活动进行了连续记录，而访谈者保持局外人的身份，与工人开展访谈，了解他们的态度。总体来看，在这三个阶段的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处于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中，“观察”像是一种特权，“参与”只是保持在必要的最低限度，接近工人并观察他们之间互动，倾听他们的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