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捐赠是指企业在履行其基本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将一定数额的资金、实物或者服务捐赠给需要帮助的对象(赵琼、张应祥，2007)。企业慈善捐赠不仅是企业作为公司公民的“应有之义”，而且对于解决诸如赈灾、扶贫、助学、助弱等众多社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不仅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生力军，而且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1)》，民营企业不仅在捐赠总额上比国有企业高，而且在过亿的巨额捐赠中，民营企业的数量也占到了企业总数的一半，与国有企业平分秋色。 然而，在我国企业慈善捐赠“高歌猛进”的同时，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比如烟草企业和造纸企业出现在“中华慈善奖”的候选名单中，尽管这些企业因社会舆论的反弹而最终落选；各种各样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紫金矿业和中石油等企业的污染事件；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多数存在的“血汗工厂”问题，如此等等。这种情形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并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企业慈善的批评(Koehn and Ueng，2010)。这些学者批评企业“为了树立一个好形象”而在公开场合采取诸如慈善捐赠等社会称许的行为，而全然不顾它们那些没有公开的不道德的行为(Caulkin，2002)。一个企业可能花大把的钱进行慈善捐赠，但背地里却污染环境、压榨员工和从事其他不正当行为(Campbell，2007)。这样的例子并非个案，而是较为广泛地存在于我国社会现实中。 因此，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是：慈善捐赠是企业的“红领巾”——企业一贯的社会责任表现；还是“绿领巾”——企业用来为自身其他不当行为遮丑或者用来分散和转移公众视线的遮羞布？ 现有有关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非常丰富(Brammer and Millington，2005；Campbell et al.,1999; Saiia et al.,2003; Zhang et al.,2010)。根据Zhang等(2010)的介绍，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包括：(1)战略动机，战略性慈善行为认为企业捐赠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战略地位，获取诸如声誉资本等战略性资源，并最终提升企业绩效(Godfrey，2005；Porter and Kramer，2002)。(2)政治动机，企业可能通过慈善捐赠来获取政府的好感和信任，建立或维持政治关系(Sánchez，2000；贾明、张喆，2010；梁建、陈爽英、盖庆恩，2010)，并应对利益相关者给企业施加的压力。(3)利他动机，慈善捐赠是企业不求回报的、体现良好公民的利他行为(Campbell et al.，1999)。(4)管理层自利动机，即企业的高管意图通过慈善捐赠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地位等(Atkinson and Galaskiewicz，1988；Galaskiewicz，1997)。 除了上述动机之外，人们很少关注的另一个企业慈善动机是通过慈善来掩盖或者转移公众对企业其他不当行为或内在社会责任缺失的关注，降低企业的声誉损失(Godfrey，2005；Koehn and Ueng，2010)。然而，尽管这种动机真实存在，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却极少。从目前的文献看，仅有Chen等(2008)，Koehn和Ueng(2010)及McWilliams和Siegel(2000)等人的研究从不同侧面涉及这一点。从作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尚没有针对这一企业动机的较为系统的研究，也没在中国本土进行类似的研究。因此，本文的写作不仅是提供了一篇这方面的来自中国本土的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深化人们对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理解，以及为解开理论界争议已久且悬而未决的有关企业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与财务绩效(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CFP)之间关系的争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当然，企业的行为或企业内在社会责任表现涉及方方面面，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的产品表现、员工待遇与企业环境影响方面。我们的目的是探讨：到底是那些在上述方面表现更好的、更负责任的企业更可能和花更多的钱进行慈善捐赠，还是那些在上述方面表现更差的、更不负责任的企业更可能和花更多钱进行慈善捐赠。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涉及多种类型或多个维度。企业慈善捐赠只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广泛概念中的一种类型或一个维度。根据Carroll(1991)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至少有四个方面：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其中经济责任是最基本的，而法律责任次之，伦理责任处于第三层，慈善责任处于顶层。按照Carroll的说法，企业应该率先满足处于较低层次的责任后，才考虑满足更高层次的责任。而利益相关者理论也认为，企业需要平衡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消费者、股东、员工和社区(Carroll，1996)。如果企业只看重某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或某一方面的责任)，而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其他责任)，那么，企业将最终遭受风险(Freeman，1984)。 与上面的企业“全面”社会责任不同，危机管理思想则更重视对企业慈善的工具性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要代表性人物Freeman(1984)就曾指出，既然污染环境或虐待员工等负面行为将最终导致利益相关者的反对，那么作为企业管理策略的一部分，企业应该从事社会责任。这是因为，慈善捐赠可以被看作一种带有保险性质的防御策略——降低或减少企业出现不当行为或负面消息时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Freeman，1984；Godfrey，2005)；或者将慈善行为作为一种事后的救火策略——分散公众对企业负面事件的关注，挽回企业形象与声誉(Koehn and Ueng，2010)。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种保险性质的防御策略，并不是说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是为了后面的“不当行为”，这样的理解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建立起来的声誉资本是一种无形的战略性资源，声誉资本的建立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成本非常高。企业不可能以声誉资本的损失为代价来从事可能得不偿失的不当行为。只是说，声誉资本的确可能降低了企业不可预期的意外负面事件对企业的影响。正如意外保险，投保并不是为了“意外”的发生，道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