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脱节，是近年来中国管理学界努力的方向之一。学术界先后提出了“管理学在中国”、“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学派”等不同主张[1～4]，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警惕和避免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泛化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立场[5～7]。 从比较管理研究的立场来看[8，9]，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的演进历程及相关特征较于中国管理学发展有较大借鉴意义。本文拟探讨以下问题：①西方管理属性之争在克服管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时共讨论了哪些主题或重大问题?这些重大关系是否涉及管理科学化与本土化的关系?②西方管理属性之争在处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关系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这些进展对于中国管理学属性之争、中国管理学元研究，有何借鉴价值? 1 中国管理学元研究的进展 系统的专门的管理学元研究活动在国内学术界并未广泛开展，尚处于起步阶段[10～12]。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 (1)关于管理学元研究的内涵及学术边界 国内管理学者目前主要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界定管理学元研究的内涵，“管理学的元研究就是注重探究管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变化和理论范式进步的规律”[11，13]，依此相对宽泛的内涵界定，管理认识论、管理价值论、管理方法论以及管理思想史等均可归入管理学元研究[11，13]领域。吕力[13，14]明确地提出了“元管理学”概念，并对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等进行了界定。 (2)关于推进管理学元研究进展的路径 管理学元研究如何展开，是相关学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正如管理哲学不等于哲学概念在管理学中的套用一样，管理学元研究也不等同于元科学概念在管理学中的套用。如何构建出恰当的管理哲学、元管理学知识形态，是管理学元研究所面临的现实困惑。吕力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两种思路、一项任务。“两种思路”是指：从心理发生机制方面研究管理学科的性质、来源和产生机制，从知识检验与评价机制方面研究管理学知识的体系结构[13]；“一项任务”是指：在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元管理研究问题[7，14]。所谓“系统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管理学“片段式反思”的再反思[15]。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的演进历程进行再反思，也属于管理学元研究的内容。这种系统性的历程反思，更接近于历史学的方法。 2 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的演进历程 西方学者关于管理学科学属性的争论，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2，16，17]，并且这种阶段性有其内在的演进机理，它与西方科学观的变革密切相关[9]。更进一步应该讨论的是，不同阶段所提出的命题及所形成的结论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关联?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所形成的命题，对于中国管理学提出元研究问题有何启示? 2.1 “管理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阶段 “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是西方管理学发展初期所形成的第一个典型命题。西方学者围绕该命题所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 2.1.1 争论的起源与背景 从学科建制来看，现代管理学起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881年创立的沃顿商学院，其创建理念深受德国洪堡大学的影响，“大学管理教育的学者们相信自己能够发现一种潜在的商业科学”[18]。而真正将这种信念推至顶峰的是美国卡内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GSIA)。自1946年起，GSIA先后聘任了一批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数学等领域的学者，分别将上述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了管理学研究领域。1959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等先后公开发表了《高等工商教育》和《美国商务教育：对大学工商管理教育的研究》两份报告，都强调了GSIA模式的正确性，并沿着“科学化”的思路提出了未来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努力方向[19]。报告的观点被美国各地的商学院广泛采纳，随后扩展到世界范围，大量的数学、行为科学专家进入商学院，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管理学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形成。 2.1.2 争论的焦点与不同观点 “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引发了关于管理学知识的“统一性”之争，即管理学研究成果是否具备自然科学知识那样的系统性和统一性。学者们的分歧典型地表现在“洛杉矶讨论会”上。196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组织召开了“区分管理教学者和实践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之一就是“管理的普适性和可移植性”[19]。与会者所持观点可概括为3类： (1)管理学是科学 以哈罗德·孔茨为代表，坚持法约尔提出的“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套可以传授并教学的知识体系”的信念，主张“探索可以提炼为规律从而形成一般的管理理论并被广泛接受的知识体系”。 (2)管理学不是科学 以欧内斯特·戴尔等为代表，坚信“管理形态过于复杂，不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精确的原理和陈述”。 (3)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 以赫尔伯特·西蒙为代表，“对复杂系统的研究要求经验主义者、决策学家、行为学家不同的投入，未来管理所提供的一定是管理科学的综合”。 2.1.3 争论的贡献与局限 这一阶段的争论，有以下积极意义：①突出了管理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知识体系等方面与自然科学的差异。②意识到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经验之间“二元分立”的现实，承认了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合二为一”。③得出了“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这一开放性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然科学方法对管理研究的绝对主导地位，动摇了按自然科学范式构建管理学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