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观察高管团队行为整合

作 者:

作者简介:
成瑾,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管团队、组织文化、CEO领导力;白海青,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管团队、管理信息系统中的行为研究(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南开管理评论

内容提要:

高管团队有效的行为整合对提高团队决策质量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本文从文化视角观察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过程,通过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三种类型企业三对极端案例的研究,以扎根理论方法得出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文化因素模型,最终提炼出影响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两个文化因素:智识导向、和而不同。智识导向是团队价值判断的准则,包括尊重才识、重视思考和重视学习三个维度;和而不同是团队成员的沟通准则,包括开放沟通、理性讨论、批判坚持三个雏度。高管团队有效的行为整合是在“智识导向”与“和而不同”互动作用下形成的。“智识导向”价值观驱动“和而不同”,“和而不同”能达到团队正确认知,成就团队智慧和创造力。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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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不确定性和高竞争性已经成为企业环境的核心特征。在这样的环境下,决策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竞争力,以高管团队(TMT)为基础的决策方式应运而生。相对于CEO个体,高管团队的成员来自各个职能领域,掌握更全面的信息,有更多维的认识视角,[1-3]因而比起单个成员,高管团队认知正确的可能性更高,对提升组织绩效的作用更加显著。[1]但高管团队的认知异质性很可能导致情绪冲突和任务冲突,[4]降低团队决策效率。只有经过有效的团队过程,高管团队的价值优势才能真正凸显。

      高管团队的行为整合(behavioral integration)作为表征团队过程和本质的综合概念,[5]反映了TMT基于任务的有效互动(如分享信息、资源、观点)。由于这种互动能够正向影响团队决策质量、组织绩效,[6]有关行为整合的主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的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中检验行为整合对组织绩效的影响。[7]有的试图探讨何种因素影响行为整合的有效性。比如Simsek和Veigat[8]从人口统计特征的视角发现,高管团队中CEO的任职期限、团队任职时间、团队大小、团队任职时间异质性、教育背景多样性、职能背景多样性等对行为整合具有显著影响;Edmondson[9]等从管理层的权力分布结构预测团队的行为整合,认为当高管团队的权力高度集中在CEO或其他人手中时,团队成员更不愿意主动分享信息,影响团队的行为整合。然而,现有文献对TMT行为整合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从更深层次因素(如文化因素、认知因素、心理因素等)探讨行为整合的研究还非常缺乏。[3]

      高管团队的行为整合是一个任务过程。在该过程中,高管团队的不同成员要充分利用、融合其关系异质性(由年龄、性别、种族等带来的异质性)和任务异质性(由教育背景、职能、知识等带来的异质性),[10]需要就组织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并有效执行。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现象,能潜在而深刻地影响高管团队成员的认知模式和行为规范,对高管团队的行为整合具有重要影响。Kilmann[11]认为,对于组织文化的研究者,重点是找到构成一种有效组织文化的特定变量,并提供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从而表明只要组织的领导在这些特定变量上花费时间和精力,组织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找到那些影响高管团队有效互助、合作、分享信息的文化因素,不仅对迥异的TMT行为整合现象提供文化视角的解释,更为作为组织核心权力阶层的高管团队提供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最终提高组织绩效。

      一、理论背景

      1.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概念界定

      自Hambrick和Mason提出高层梯队理论以来,[2]大量研究聚焦于TMT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TMT要发挥对组织绩效正向的影响作用,有效的团队过程举足轻重,Hambrick引入行为整合(behavioral integration)的概念来表征综合的团队过程。行为整合主要是指团队成员集体互动的程度,一个高度行为整合的TMT有大量基于解决方案和决策的有效互动以及开放的信息交流活动。[5] TMT互动的程度可以从三方面来衡量:①信息交换的数量和质量(包括信息交换的丰富性、及时性、准确性;②合作行为;③集体决策。在Hambrick看来,行为整合更能反映团队过程的本质和精神。相对于社会整合和团队聚合等概念强调团队成员情感上的互相依赖,行为整合更强调团队成员基于任务的交流和合作;相对于团队沟通、协调等概念,行为整合对团队过程的概括更全面、更具体,且更强调三个子维度的互补和整体性。[12]

      尽管大多数文献对行为整合的测量是基于Hambrick[5]提出的三个基本要素:信息交换、集体决策和团队合作,然而这些研究中对行为整合的理解却各不相同。如Simsek等在测量行为整合时更多地强调了主观的信息交换程度;[8]而Li和Hambrick则强调了高管团队的决策参与行为。[13]我国学者姚振华和孙海法则认为,中国情景下行为整合应该包括决策参与、开放沟通和团队合作三个维度。[12]

      本研究仍然以Hambrick的三个要素来表征行为整合,这三个要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集体决策和合作行为有助于培养团队成员的归属感和团队凝聚力,促进团队成员有效的信息交流,而有效的信息交流能促进集体决策和合作行为的质量,但本文在研究中更侧重行为整合中的信息交流活动,认为有效的信息交流活动是有效的集体决策和团队合作的基础。这是因为:第一,高管团队有效的信息交流活动能使其在互相沟通、激荡中获得更全面的信息,更准确地界定组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对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这样能有效地提高集体决策的质量。第二,高管有效的信息交流活动能提高团队成员对团队的认同感,增强其合作意识,并可以让团队成员在合作目的、合作利益、合作成本、合作方法等方面进行充分沟通,更有利于合作行为的展开。因此,正如姚振华和孙海法提出行为整合的灵魂是“分享”,[12]本文认为行为整合的核心是有效的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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