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管理学研究范式

      一、管理学研究的总体状况

      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是以工业革命时期的大规模工厂化生产为背景，以科学管理理论为发端的；而我国管理学的发展脉络也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联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征。赵纯均和吴贵生等(2008)根据中国企业市场化程度的变化将改革开放30年来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轨迹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引进与起步(1978～1992年)、学习与成长(1992～2001年)以及融合与创新(2001年至今)。如果把经济发展的有形成果看作“硬件”，而把管理实践与管理学科的水平看作“软件”，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把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百年的硬件成果压缩为30多年快速走完了，体现为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充和代表性企业(主要指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张，但企业实践中的管理水平和学界的管理学科水平，这些软件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压缩完成，其提升需要“小火慢炖”。在这“一张一弛”、“一快一慢”中，“硬件”与“软件”就难免会产生不同步、不协调的问题。管理学研究作为面向管理实践贡献成果的主体，则呈现出以下一些典型特征：

      1、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已成为寻求理论创新的常见学术探索。管理学也不例外，不仅在学科内交叉，也出现学科间交叉，大量运用社会学、生态学、复杂性科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的知识框架、模型、元素去“发展”管理理论。对此，高良谋和高静美(2011)通过对西方文献的检索，发现西方学者对此也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认为，学科借鉴构成了管理学的基本知识来源，丰富了管理学领域；另一种认为，学科借鉴动摇了管理学的学科基础，使管理学面临着丧失独立性的风险且于实践无益。本文倾向于后者，作为非常年轻的学科，当管理学自身尚未完成学科分化，就出现大量交叉研究实则蕴含着潜在的风险。

      如果用波特的五种竞争力模型分析学术竞争环节，显然，交叉研究的现有竞争对手相对更少(交叉的领域、角度、逻辑更发散多元)，客户(学生、实务界需求、学界认可)讨价还价能力低，供应商(国内外各领域理论元素)的讨价还价能力低，完全重叠的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都较少，由此导致交叉研究领域的整体“利润率”较高，表现为从事交叉研究学者的成果差异化更强，学者易于找到学术竞争的“蓝海”，但依波特的理论，整个学术界的竞争不充分、不发达，对“客户”是最不利的，既难以产生普适性知识传授给学生，亦难将成果直接用于指导实践。过度交叉甚至产生大量“生僻”的管理题目，“新颖”的研究方法，使管理学越发变得抽象、难懂。顾培东(2009)提出，部分法学论文隐含着“通俗就意味着肤浅、不易读，甚而不可读的文章才有深度”这样的风潮。对此，本文认为，管理学界也需警惕。

      因此，开展交叉研究需提高五种力量的竞争激烈程度，进而提升研究成果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方可为其正名。本文认为，除了外部压力使然，研究起点应以“问题”为导向，针对问题从管理学科内或学科外“找到”现成答案应是少数，更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问题为导向来“创造”答案，是一个现想的过程。

      2、基于实证方法的普适型研究范式

      从研究范畴来看，管理学是从经济学和工学中分离出来的①，经济学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故管理学运用实证方法具有学科继承性，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中观(产业)和宏观(国家)层次，规律性和解释力更强，而管理学是研究微观层次(企业)，一旦研究对象是全国范围，规律性就较弱，成果的解释力(统计上反映为)往往是0.1～0.3(传统上经济学的要求)，该拟合度对经济学是可接受的，但对管理学就太低了。张志学(2011)针对组织行为研究，指出统计上的显著与实际解释力之间有距离，反映为太低，而中国现实又存在着动态、复杂、多样的特点②。因此，论题过大就会带来解释力过低的结论，难以找到适用空间。就此，也有法学学者提出了相似的问题。陈甦(2011)就指出“过去的法学研究存在偏重宏大叙事的学术风气，研究重点向‘理论性较强’的选题集中，似乎总论范畴的研究选题更能发挥学者在研究时的知识优势和表述时的恣意汪洋”。管理学研究更需警惕这种学术偏好，因为我国地区间的经济总量、产业比重、地理地貌、人文环境、语言文化、地方性知识，甚至价值取向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西方国家间经济、宗教、人文环境的趋同有很大区别，致使研究成果的解释力更小，要求管理学研究的成果只能是“以小见小”，“以小见大”甚至“以大见大”的选题都缺乏解释力，而有解释力的“大”结论也可能是不证自明的常识。

      因此，需转换研究理念和学术偏好，避免研究大题目、大概念，而选择小题目展开研究设计，依据经营地域、所在行业、所有制结构、规模大小等维度细化研究，由此提高成果适用性，树立“以小见小”的价值导向。通过发现具体问题、分析具体问题，进而解决这一具体问题。通过问题来发现“贝壳”，再通过大量问题来发现大量“贝壳”，一人踩一脚，进而勾勒并发现中国的管理海洋(这片实践的海洋已经存在，只是需要学界去发现和凝练)，而不是看到西方海洋，进行西方贝壳与贝壳间的逻辑演绎，甚至把西方贝壳用中国数据检验一遍，进而幻化出“中国的管理海洋”，那只能是“海市蜃楼”。对于未来实务界出现的新问题，是针对这一宝贵的新问题本身提炼出“新贝壳”丰富本文的管理海洋，还是只需从大海中捡拾哪几片贝壳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学者和实践者共同再次动态考虑，是一个“现想”的过程，而不是去研究西方贝壳与贝壳之间、管理概念、管理元素彼此之间是否有关联，进而进行逻辑演绎。席酉民等(2008)就指出，“不必再对管理学的价值导向而患得患失，既然不可能创造普适范式，那么管理研究的使命就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它将只是学术界自己玩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