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湾、大连湾和日本福岛接连发生的原油泄漏与核泄漏事件，其后果被界定为生态灾难，英国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等责任者除了承担巨额的企业赔偿之外，并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治愈留给人类和自然的生态创伤。巨额的环境责任赔偿带给企业的压力和环境灾难留给人类的反思使得企业环境行为(Corpor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CEB)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就近十年来国外企业环境行为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从基本理论构建和实证数据检验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和阐释。 一、企业环境行为基本理论模型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环境行为基本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尽管在概念界定方面存在争议，但已经形成了两种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型，后续学者们依旧在探索着模型中各个具体变量的界定和考量，毕竟，行为经济学的思想之一就是要探究行为的动机，因而，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完善有助于实证研究更加可靠地解释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与社会效益最优解过程中的均衡。 (一)企业环境行为的界定 企业环境行为概念的思想源自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公民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的愈加深入和细化，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企业环境行为经常被称作企业市民行为或企业市民环境行为，至今尚未得到一致的并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欧盟委员会(2002)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指企业自愿承诺为促进社会和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行动。Jamison(2005)提出，企业环境行为主要内容包括：环保承诺、原材料和能源的清洁管理、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和完全公开企业信息并为其负责。Oketch(2004)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企业遵纪守法、自愿行动、问责制、沟通和透明度、环境和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的制度化内容。Sarkar(2008)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企业为了平衡环境和经济效益而推行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可能是源自外界的压力或是为了降低环境污染而采取的比较积极的管理手段。Mazurkiewicz(2008)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与股东、员工、客户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有关的公司经营责任和行为，包括良好的公司治理、产品质量、就业条件、员工权利、问责制、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内部制度、培训和教育等。Daily et al(2009)提出了企业市民直接环境行为的概念，认为在没有激励与约束的条件下，企业员工的自由支配行为都应是环境友好行为，这样才能够形成企业市民行为。员工的自愿环境行为直接影响和导致了企业的环境行为。全球化的视野也被引入到企业环境行为研究中，Wood & Logsdon(2002)提出了更加广义的企业全球市民行为的概念，认为企业的权利和责任应超越国家和文化的边界，是更高阶段的为全球环境负责任的行为价值观。 (二)Carroll金字塔模型及其拓展 企业环境行为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Carroll金字塔模型和Wood模型，它们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和使用最为广泛的两类。 Carroll(1979)首次提出了企业环境行为的金字塔模型，它以经济制度为基础，接着是法律责任和道德指引，塔尖是企业谨慎，从塔基至顶部说明了依次递减的重要性和演进的顺序，但各层级之间不是相互排斥或累进的关系。1991年他又将金字塔模型中的上端调整为慈善，其余均保持不变。经济利益和法律约束使企业必须遵守并履行环境责任，它处于金字塔的底部，是大多数企业行为的动机所在。再高一层的道德约束，是我们希望企业能够遵守社会道德来履行环境行为；最顶层的是慈善，是社会期待企业成为良好企业公民的愿景。这种金字塔结构使得各个变量和层级之间的交互关系无法显现出来，然而，这种关系又是真实存在的，正如企业的社会慈善行为可能是源于经济利益，也可能是一种价值观念。致使实证研究中指标的具体考量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另一个比较明显的缺憾在于，金字塔模型误导“慈善”成为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最高层的终极目标，其实，经济和法律因素才是此模型的根基和不容忽视的行为基础。为此，Wartick & Cochran(1985)在其基础之上经济责任、公众责任和社会赞同三个维度，使模型更加稳健且更具逻辑性。Schwartz & Carroll(2003)提出了更加完善的三维Venn模型，经济、道德和法律三大类变量是主要的驱动因素，三者构成既相互独立又交互重叠的嵌套圆模型，即有时是纯粹的经济动机驱使，有时是经济和道德的共同作用，更有甚者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纯经济因素是行为必须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但该行为可能是非法或是不道德地服从法律，更有甚者是不道德的行为。纯法律原因是指行为没有直接或是间接的经济利益，也没有道德要求，只是因为有法律约束。纯道德驱动行为是没有直接或是间接的经济利益，也没有法律约束，只是因为道德观，比如惯例、义务、一贯性等。交叉重叠部分是因为变量间的关联并不能清晰地确认为属于某一单纯的经济、法律或道德因素。因此，根据某一种显著的影响因素划分四种截然不同的模型，即企业环境行为被分为经济导向型、道德导向型、法律导向型和平衡导向型四类。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金字塔拓展模型是基于一个严格的假设，即影响变量可以被准确地辨认和区分为纯粹的经济、法律或是道德因素。然而这是与现实相背离的，没有哪一个企业行为可以被准确地界定为纯经济或是纯法律行为，这也正是阻碍该模型实际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