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从5·12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到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数据显示，仅2011年上半年，各类自然灾害已造成全国2.9亿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420.3亿元①。作为一条可行的资金筹措渠道，来自企业的捐赠对于缓解政府灾害救援时的财政不足状况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中国转型经济下的企业(家)也越来越从关注内部管理转向关注与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系，已从经济性的内部生产性活动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政治、公益等非生产性的外部象征性活动中(葛建华、王利平，2010)。慈善捐赠已成为企业改善社会形象，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工具。然而，企业本质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慈善却意味着企业要将一部分用于不以获利为目的的活动中，那么，企业这种“利他主义”行为是否能达到“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或者“行善并赚钱”(Wood & Jones，1995)的利己经济后果呢？公司慈善行为赢得资本市场的掌声吗？只有当企业慈善活动长期持续为其捐助对象创造价值同时又能增强企业绩效时，它才能满足企业获取外部市场收益和内部经营管理双丰收的底线(Bruch & Walter，2005)，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企业慈善行为的积极性和持久性。 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企业与社会交叉领域的研究，对公司慈善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为Porter(2002)的“战略慈善”理论提供了中国制度环境下的实证证据。实践上，可为社会转型期政府加强制度环境建设、企业加强捐赠战略管理提供有益的启发。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将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应用到了研究中，增强了研究的动态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二、文献回顾 公司慈善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战略慈善观认为，企业对那些既能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互利”慈善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可以实现社会公益和企业绩效的双赢(Porter，2002)。股东资本主义观认为，捐赠将降低股东的利润回报，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Friedman，1970)。管理者缺乏对社会福利事业进行有效投资的专业能力，因而，慈善应是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的事，私营企业应更有效地利用其宝贵的资源提高经营效率。如果企业有越界行为，将组织资源用于“社会产品”，利益相关者必将为这种资产的再分配付出代价。慈善除了提高管理者在社会事务中的个人声誉，从而使他们更好地参与政治议程外，并不能为公司及其股东带来利益(Barnett，2007；Galaskiewicz，1991；Werbel & Carter，2002)。也有人认为，慈善行为的财务后果并不确定，企业可能并没有提高绩效的意图而从事慈善，例如，可能会因高管是活跃在慈善事业中的精英而进行捐赠，也可能仅仅因同行企业从事了慈善因而也参与其中(Galaskiewicz，1991，Marquis等，2007)。这时，行业和社会团体的制度压力已超越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Hillman & Keim(2001)证实公司慈善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但Seifert等(2004)对《财富》前1000位公司的研究发现，捐赠对公司绩效不产生影响。Heli，Jaepil等(2008)的研究证实，捐赠与财务绩效之间为倒U型关系，环境动态性起调节作用。 本研究关注的是公司慈善行为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此类研究大多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公司慈善灾害响应的资本市场反应。比如，Patten(2008)对79家美国公司东南亚海啸捐款行为的研究表明，企业慈善行为产生了5天的超常市场收益，该收益受捐款额度的影响显著，结论支持了Godfrey(2005)的观点，即慈善是一种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企业价值的真正表现。国内文献大都基于汶川大地震进行，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同。燕波等(2009)的研究发现，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提升了公司价值。杜兴强、杜颖洁(2010)也证实积极性公益性捐赠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会计业绩和市场绩效。李敬强，刘凤军(2010)发现资本市场对企业的捐赠行为做出了积极反应。然而，方军雄(2009)却发现，投资者并没有对公司捐赠做出正面评价，相反，越及时的捐赠负面反应越大。郑皋娉、徐永新(2011)发现，捐赠对于股东财富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成长性高的公司，捐赠降低了股东财富。捐赠对股东财富的提升仅体现在大股东非绝对控股和机构持股的公司中，因此，只有有效的公司治理才能确保企业做出最大化股东财富的捐赠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已有关于公司慈善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多是基于特定的灾害事件，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多以汶川大地震为事件背景。虽然灾害更能催生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但灾害总是具有偶发性，灾害背景下企业的慈善行为表现与常态背景下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慈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迂回的过程，特定时期的截面数据观测不利于发现其一般性结论。为了揭示公司慈善行为经济后果的长期性规律特征，本研究将使用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增加研究的动态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并力图能有新的发现。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战略慈善观”认为企业对那些既能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互利”慈善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将对竞争环境的四个方面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从而实现社会公益和企业绩效的双赢(Porter & Kramer，2002)。慈善活动能够产生无形的战略资产，如声誉资本(Turban & Greening，1997)、信任(Frank，1996)等。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而言，慈善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Navarro，1998；Saiia等，2001)，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保护公司的关系资产。此外，慈善还可以产生道德资本，从而使股东受益(Godfrey，2005)；可以弥补企业在社会上不负责任的行为，保护企业声誉(Stephen & Andrew，2005)；实现顾客满意，提高销售收入(Baruch等，2010)。“政府支持之手”假说认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或机构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政治联系“收益观”的相关研究也证实，政治联系在企业资源获取方面十分重要(Faccio，2006；Claessens等，2008；吴文锋等，2008；罗党论等，2009)。捐赠可以改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贾明、张喆，2010)。捐赠的作用与广告类似(Brown & Helland，2006；Zhang R.等，2009)，有利于促进产品的销售。总之，捐赠可以为企业带来许多经济利益，促进企业会计业绩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