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战略型领导（strategic leadership）与组织产出之间的关系得到广泛关注，始于学者们争论战略型领导者在组织运营过程中是否具有重要作用（Chu & Spires,2003; Katz & Kahn,1978; Pfeffer,1977）。反对者强调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对组织战略和绩效的影响更大。他们忽视了决策者对组织建构和信息处理的影响，认为战略型领导对于组织的影响无足轻重（Porter,1980）。而支持者基于高阶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Hambrick & Mason,1984），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战略型领导会对组织经营效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Hambrick & Mason,1984; Finkelstein & Hambrick,1996）。特别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中，战略型领导的作用将更重要，甚至会成为决定组织成败的关键因素（Ireland & Hitt,1999; Waldman,Ramírez,House & Puranam,2001）。 关于战略型领导是否重要的争论逐渐平息，但在企业经营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另外两个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其一，战略型领导是通过何种机制和过程影响组织经营效果的（House & Adytia,1997; Phills,2005）。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我们对领导者影响组织经营效果的机制所知有限（Boal & Hooijberg,2000）。特别是组织文化的中介作用，一直被认为是领导者塑造和保持组织及其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Schein,1985），却很少得到检验。 其次，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一直呼吁要重视通过进行比较研究来检验相关结论的普适性，以及探索在特定文化中是否存在独特的影响要素（Brockner,2003; Tsui,2004）。因为我国文化和国情的特殊性，探讨在中国组织情境下战略型领导及其影响机制的普适性和独特性具有更为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首先，我国无论是文化还是社会经济情况，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现有的关于战略型领导效果的结论大多是基于西方样本做出的，国内关于战略型领导的理论探索及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到底在中国情境下，战略型领导的哪些特征会对组织经营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及其影响途径并不清晰。其次，当前我国经济是转型式经济，其典型特征是复杂、多变、难测，属于高不确定性环境。在中国，由于高层管理者面对着持续的组织重组、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劳动力的流动以及技术的迅猛发展，战略管理比过去更为复杂。企业不但长期面对复杂和支离破碎的制度环境，而且构成这种复杂性和缺乏系统性的多重任务环境、多元化制度、复杂的资源供应者以及多样化的股东等等要素，还处在动态难测的变化中。在这种情境中进行有效竞争，根据高阶梯队理论的观点，战略型领导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在具有全球竞争、独特的东方文化以及转型经济等特征的中国组织情境背景下，探讨战略领导者影响组织经营效果的途径和机制，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上，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和假设推理 （一）战略型领导行为和组织文化 1.战略型领导行为 战略型领导的研究主要关注战略型领导者（strategic leadership，即组织的高管，如CEO，董事长等人）的个人特征、行为方式、做事内容等等因素是如何影响组织产出的（Finkelstein & Mitchell,1984）。其研究对象可以是领导者个人（比如首席执行官），广义的“高层管理团队”，或者是所有者群体（比如董事会）（Hambrick,1989）。 战略型领导成为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起源于高阶梯队理论。为了回答“为什么组织能成为一个组织”这个问题，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了高阶梯队理论。该理论指出，环境中各种现象的数量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范围，决策者必须对信息进行取舍。信息处理过程呈现出的这种选择性，如有限视域、选择性知觉、选择性解释和开发及偏好的备选方案的质与量，无不受到决策者处理信息时所依恃的个人认知基础影响。因而，组织的结构和战略，不仅依赖于环境中的资源和机会，更取决于决策者的认知基础。最终，组织的行为和产出既反映了组织的外部环境特征和组织的价值观，更反映了组织中战略型领导者的个人特征。 为了检验高阶梯队理论，探讨战略型领导与组织运营之间的关系，研究者最先关注的是人口统计学变量（Hambrick & Mason,1984）。随后，学者们认为战略型领导的认知框架虽受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Hambrick,Cho & Chen,1996），但更多地受到社会心理变量影响（Waldman et al.,2001），比如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认知结构、动机、领导行为等（Denison,Hooijberg & Quinn,1995; Jansen,Vera & Crossan,2009; Vera & Crossan,2004）。 国内的一些学者根据高阶梯队理论，也对战略型领导与组织经营效果的关系进行了检验（陈建勋、傅升、王涛，2008；蒋天颖、张一青、王俊江，2009）。如陈国权及其合作者（陈国权、李兰，2009；陈国权、周为，2009）检验了企业领导人个人学习能力、领导行为对组织创新的积极影响；蒋天颖等人（2009）检验了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创新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采用高管的某种特质或领导行为，以及国外开发的操作化概念和量表，很难反映出在中国组织环境中战略型领导的典型行为特征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了探讨中国组织环境下战略型领导的典型行为特征，王辉、忻榕和徐淑英（2006）综合了高阶梯队理论观点、行为复杂性（Hooijberg,Hunt & Dodge,1997）和家长式领导（Farh & Cheng,2000）等模型，从访谈开始，采用归纳性研究方法，确认了中国情境下战略型领导行为的构成，包括开拓创新、人际沟通、关爱下属、阐述愿景、展示威权，以及监控运营等6个维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