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管理学界存在研究方法严密性(rigor)与实用性(relevance，是指与实践的相关性)的鸿沟。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存在“自娱自乐”和“做练习式研究”的问题。这是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笔者围绕这一问题，分别在3篇论文中讨论了管理学界的实践迷失[1]、客户迷失[2]、价值迷失[3]。 本文以管理学界的研究方法迷失为主线，在剖析研究方法突出问题的同时，也对管理学界的实践迷失、客户迷失、价值迷失做了进一步研究。通过对管理学界“四大迷失”的剖析和反思，可以为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有深度、有广度、有高度的启发。 1 相关文献述评 一般认为，管理学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管理学学派或“理论丛林”的关键差异就是分析模式或研究方法的区别。1961年KOONTZ(孔茨)[4]把“管理理论丛林”中的各种理论归纳为6个学派，1982年扩展为11个学派的时候，就把学派(school)与方法(approach)等同起来。在孔茨等[5]合著的经典教材《管理学》第10版中，则不再称为学派，而是直接称为方法，并把代表性方法增加为12种，调整了这些方法的排列次序。按调整后的次序排列分别是：经验法或案例法、人际行为法、群体行为法、协作社会系统法、社会技术系统法、决策理论法、系统法、数学或者管理科学法、权变法、经理角色或管理任务法、麦肯锡7-S方法、管理过程方法。 黄速建等[6]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企业管理科学化及其方法论问题研究”得出结论，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是管理学发展的典型方法论特征。他们称为管理学的“多元学科方法论”，主要包括经典物理学、数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系统科学7类方法。 管理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分为量化研究(量的研究、定量研究)与质化研究(质的研究、定性研究)两大类，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不仅彼此对立[7]，而且有时会相互攻击[8]。中立、客观的说法是，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没有优劣之分，把质化方法与量化研究结合起来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9]。 实证研究是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但是，实证研究的含义很模糊。广义的实证研究(positive study)是探索真相或因果关系“是什么”，与此对应的规范研究(normative study)是探讨“应当是什么”[10]，规范研究方法与建构主义方法、设计科学方法近似。尽管“休谟铡刀”命题指出，不能从“是什么”推断出“应当是什么”，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工作第一阶段是用实证研究来探索“真相或因果关系是什么”；第二阶段则是以“是什么”为基础，通过规范研究提出“应当是什么”或“应当怎样做”。当然，两者对上游研究者和下游研究者[3]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实证研究对上游研究者发挥更大作用，规范研究对下游研究者发挥更大作用。 狭义的实证研究就是量化建模法。蒋逸民[11]认为，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谭劲松[12]倡导在重视实证研究的同时，鼓励采用其他方法，如案例方法、逻辑论证、试验方法以及计算机仿真。这些学者所说的实证研究，有些学术期刊所说的只发表实证研究论文[12]，以及平时所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做实证研究等，都属于狭义的实证研究。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包括量化建模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13]。实证研究的这一含义介于广义与狭义之间。 实证研究含义混乱，尤其是把实证研究的含义狭隘化，是管理学研究方法迷失的表现之一。尤其是狭义的实证研究统治了管理学研究的主流阵地，其他实证研究方法受到排挤。 2 判定研究方法迷失的依据 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证据收集、研究结论推导、研究结论表达3个环节(或阶段)：①在研究证据收集环节，主流研究方法片面强调量化的或量表式研究证据，忽视其他证据。相应地，主流研究方法称此为数据收集，事实上，量化证据与非量化证据同样重要，所以应该称为证据收集。②在研究结论推导环节，主流研究方法强调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学方法，忽视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所以会出现颠倒因果关系和同义反复的研究结论[1]。③谭劲松把搞研究称为讲故事①，这里的“讲故事”包括揭示真相和规律，以及阐述自己的发现或发明。借用讲故事的说法，在研究结论表达环节，研究者应该用客户听得懂的语言讲客户不知道的故事，但是，现实中管理学主流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是用客户听不懂的语言讲客户本来就知道的故事。另外，鉴于管理学实践性特别强，所以，管理学研究成果应该让外行(实践者)不觉得深、内行(研究者)不觉得浅，但是，大多数管理学研究成果是外行觉得太深，内行觉得太浅(“做练习式研究”)。 上文在研究方法3个环节上对方法迷失的描述只是一般的观察，为了准确判定方法迷失，需要有更加明确的依据。管理学界的主流认为量化建模法好，理由是所用数据精确、可建模，只要承认假设和所用数据，不同的人可以推导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一因果关系接近于同义反复。按照价值哲学原理[3]，判断一种研究方法价值高低(即好坏程度)，必须从研究方法之外寻找依据，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寻找依据。 从有用程度、研究方法的学习和使用难度(或称研究难度)两个维度(类似于实践迷失一文提出的存在价值与替代价值两个维度[1])来考察研究方法的好坏符合价值哲学原理。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是评价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最重要指标：内部效度是指在研究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明确程度；外部效度是指研究结果能够反映真实世界真相或关系的程度。内部效度高低基本上与研究难度对应；外部效度高低基本上与有用程度对应。按照这2个维度把各种研究方法分为4类(即图1的4个象限)既符合价值哲学原理，又符合研究方法评价的一般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