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工商企业以及其他各类组织的管理问题，管理学在我国得以成长与繁荣。在发展的过程中，学科建制整体借鉴了西方管理学学科体系，吸取其发展经验及教训，并在两岸三地及欧美华裔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1，2]，然而，在学术演进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4个方面的问题：①学术研究导向不够多元，呈现同质化趋势[3]，绝大多数研究都在验证西方理论，“临摹”型文章犹如雨后春笋一般；②研究技术方法缺乏训练，部分研究者在缺乏较高水平学术训练的前提下，仓促或片面地使用并未熟练掌握的研究工具及方法，致使无法准确描述研究对象及透彻分析本质原因，造成研究效率偏低；③成果应用价值有待提高，研究成果对实践问题的解释力及指导性欠缺，本土问题经过“规范性”处理之后丢失了本土现象，偏离研究初衷；④学术价值观念受到浸染，一些研究机构将论文的数量和学者的职位升迁、科研奖励等物质激励措施及机构排名或个人学术地位过于密切地挂钩，部分学者对于成果产生速度和数量的追求已经背离了求真求实的学术理想甚至丧失学术操守。 这4种现象是耦合关系，在科学探索的路途中，学术价值观念影响治学者终生的学术态度及育人品质，决定其学术行为和成果质量。受到浸染的价值观念会导致学术偏差行为，即急于求成的心态和诉求使其无法专心于扎实的学科研究方法及技术基础性训练，倾向于将尚未成熟掌握的技术方法和所观察到的表浅的管理实践现象简单嫁接起来，谋求在形式上与西方学术规范得以统一，从而忽略了中国管理问题的本质，或者是不恰当的技术选择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从而导致所得到的结论与现实需要之间的适配性不够良好，成果的应用价值无法完全得以体现。当研究与日常问题脱节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沦为学术壁垒之间的概念游戏和从业者维持生存和地位的工具。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管理学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管理学研究的本土化”议题，希望藉此使得中国管理学研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何使得本土化研究顺利开展，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探讨：①追本溯源，即追溯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源头及初衷，历史可以在更漫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中使研究者们产生更加丰富的感性及理性认识，加深其对于本土化研究的理解。②为学有据，即界定本土化研究的概念及范畴，相对清晰地界定对于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引导性和指向性，使其具有较为明确的努力方向。③治学有法，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借鉴于多个学科，对于方法的适用条件和使用技术进行扎实而刻苦的基本训练，是能够正确解决特定问题的先决条件。④促学有方，本土化研究并不能一蹴而就，学术激励机制的适切性可以帮助研究者长期、潜心、安心地进行学术研究，也可以规避学者之间产生不健康的竞争性心理。 1 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演进 “研究本土化”这一理念并不是新近出现的提法。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王国维，以其自身的学术历程向国人昭示：西方重逻辑、重实证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需要透彻地从基础学起的，但本国的问题才是研究之重心，他的学术之路是由“新”而“旧”，而研究结果则是“旧”而弥“新”。这种境界正是当代管理学人所难以企及的。晚于王国维半个多世纪的印度学者SINHA的观点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文化系统中具有价值和具有实用性的理念融合而生，综合运用，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文化[4]。钱穆在早年就曾经指出，治中国学问，无论所专何业，都必须具有整体的眼光[5]。余英时[5]认为，整体眼光就是关注中国文化这一独特系统。只有这样，方能避免“见树不见林”之病。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一生致力于国学与西方研究方法的统一与实践，最终达到常人遥不可及的学术巅峰：他们都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终其一生，都为中国的学术无法在面对西学冲击时进行自我调整和更新这一命题所苦。对此问题做出过深刻解释的学者：熊十力、牟宗三、梁漱溟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缅怀的“方法论大师”。当然，目前的问题已经超越传统与现代之争，是如何在全球结构中面对整个世界的问题[6]，但宗师们的智慧在面对当今学界争论时依然熠熠生辉，他们的学术品格则是受当代学人永远敬仰和尊崇的。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作为一名普通的治学者，我们为还在思考近百年之前的问题而汗颜，为没有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而羞愧，为我们在转弯处所耗费的时间而惋惜。学术的治理似乎也无法逃脱“治乱循环”这一历史箴言。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学者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传播学、行政管理学等领域展开了一场可谓“本土化运动”式的反思和前瞻性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7，8]；90年代中后期，亚洲地区，例如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寻求身份认同并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遗产，以新的视角看待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9]；21世纪伊始，大陆学者在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领域也首先感受到本土化研究的急切性，并发起讨论与呼吁，特别是社会学家邓正来[10]，他于早年就开始对社会科学学科自主性的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分析，这些领域对“本土化”这一问题的敏感程度都早于管理学界，这与学科恢复发展的时间周期和与西方学术体系接触的时间节点有较强的关联度。我国管理学目前的研究道路所碰到的上述问题，在与西方学术体系接触更早的国家、地区及领域已经有所表现。一些华裔学者由于身在海外，凭借对西方学术体系更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体会，本着对中国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从方法选择、研究情境化、未来研究路径与图景等方面为我国管理学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见解和帮助[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