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战略的角度出发，政治和法律环境是企业进行战略定位进而战略选择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企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除了包括政府自身的稳定性外，主要指政府的公共政策及其导向。公共政策对于企业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它们调整市场中各企业的收益和负担，进而强烈影响市场的竞争格局。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调整资源在行业和企业间的分配，通过设置或拆除市场进入(或撤出)壁垒改变市场竞争结构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可以出于外交的考虑改变资金流转政策从而增加或减少企业负担，通过劳动法等改变企业的成本机构，还可以通过环境保护政策等剔除那些不顾社会道德的经营行为等等。 既然公共政策对于企业的经营至关重要，企业就有必要密切监测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变动向，并及时做出反应与战略上的调整。但是，企业对于其环境并不是仅仅可以做出被动的反应，企业通过自身的活动也可以改变其环境，尽管这个过程有时可能是漫长的。实际上在西方国家，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企业与政府间就出现了互动。企业的经营需要一个稳定有利的政治环境，他们在认为必要时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变；政府为企业提供有利的政治与法律环境以换取其对社会经济的最大贡献，并为下一次的选举赢得选票。① 企业与政府间的这种互动早已引起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和商业史学界的关注。早在20世纪初，相关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②这类研究在60、70年代达到了高峰。虽然各学科间缺乏合作，但他们形成了一致的结论，即“商业政策是由商界为其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只要私有经济存在一天，他们就不会停止影响政府政策的努力”。③ 尽管企业与政府间的互动历史很长，政治学、经济学和商业史学界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也很成熟，管理学界对它从一个企业管理的微观角度的探讨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陆续出现。20世纪前半期，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逐渐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由于企业长期以来只顾追求利润，因而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波动大、环境污染、低质量的售后服务以及欺骗性的广告宣传等。这些都引起了社会、政府、消费者对企业的不满。④美国政府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使美国企业界普遍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影响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公司战略层面的“我们应该从事什么行业？”到业务战略层面的“怎样经营？”。⑤企业经理们普遍意识到应该积极地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而不仅仅是消极地调整公司的经营策略。企业与政府间的互动明显增多了。这引起了管理学界的注意和兴趣，从企业管理的微观角度对企业政治行为的探索便由此而产生并发展起来。 30年来，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涉及了很多问题，归纳起来包括企业政治行为的定义、目标、职能等9个方面。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能够构建起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具有普遍性的并被管理学界广泛接受的理论成果也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一则可能是因为这些成果绝大多数是建立在对美国企业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而美国的政治体系与制度、社会伦理道德与文化即使在西方世界也具有很强的独特性，这就势必降低研究成果的普遍意义；二则可能是因为企业的政治行为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对于它的把握要求研究者不仅需要具有企业管理的系统知识，而且要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像政治学，经济学和商业史学界一样，与其他学科缺乏互动和沟通阻碍了管理学界对企业政治行为的探索。 本文对30年来西方管理学界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综述和评价，按其研究内容分成9个子领域详述如下，希望能为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企业政治行为的定义 在西方管理学界的相关研究中，企业政治行为这个概念经常与企业政治战略、企业政治活动、企业政治参与、企业政治影响通用。Astley和Sachdeva认为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企业相对于政府的、权力的获得、发展、保持和使用，而权力就是企业克服政府的抗拒的能力。⑥政府的抗拒来源于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其他相关利益群、选民以及同僚的压力。然而，这个定义没有能够表明企业政治行为的目的。借用MacMillan关于“影响”的定义，⑦我们可以把企业的政治影响理解为重新塑造政府就某一事物的观念，并使其按企业的意愿行事的一种企业能力。而Sethi认为，企业的政治参与就是企业参与各级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个定义简单明了，但其内涵却很广，它不仅包括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它们的执行。⑧而Keim和Baysinger认为，企业的政治战略就是企业管理决策的一种形式，它表现为企业一套旨在出台有利于该企业的生存和持续成功的公共政策的整合的行动。⑨比起前面的几个定义，这个定义所指范围相对较窄内容也更具体确切，它不包括企业与政府间因商业关系而产生的接触(如企业承接政府工程等)，也不包括公共政策的执行(如反垄断调查等)。可以看出这几个定义各有侧重(即行动、能力和战略)，内涵和外延也各不相同。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几个概念是通用的，这也可能是造成西方管理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30年仍然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