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了理论界和实践者的认可。企业文化通过一种无形的力量，以观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规范着每一个组织成员[1]。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以及行为规范以[2]。企业文化是每个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设计管理流程等工作的时候都要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3]。文化测量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没有准确的测量，便无从真正了解企业现状，也无法准确把握企业文化的脉络和内在的真实[4]。准确地测量本企业的文化是每个企业都面临的问题。 近15年来，西方学者在企业文化测量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基于不同工作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开发了很多量表[5]。但文化是具有国别性和地区性的[6]。近10年来，我国大陆学者在企业文化测量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目前为止国内尚未形成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测评模型。本研究的工作目标是在对广东、浙江出口加工型企业调查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适应于我国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文化测量指标体系和操作模型。 2 文献回顾 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Schein为代表的定性研究学派，其代表性的成果是Schein的企业文化的三内涵：在外部环境中求得生存；整合人的组织；关于现实、时间、空间、真理、人性、和人际关系的基本假设[7]。另一个是以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Quinn为代表的定量研究学派。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Quinn教授和西保留地大学商学院的Cameron教授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出发，在竞争价值观框架(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简称CVF)的基础上构建的OCAI量表[8]。美国学者Denison着重考察的是组织有效性，他在对一千多家企业、四万多名员工长达15年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组织文化问卷(Organizational Culture Questionnaire简称OCQ)[9]。荷兰学者Hofstede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对企业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构建了多维度文化测量模型[10]；Chatman构建的组织文化剖面图(Organizational Culture Profile简称OCP量表)考察了成员——组织的契合度[11]；我国台湾学者郑伯壎教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在对台湾本土企业实证基础上开发了IOCS量表[12]。 国内的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国外量表的介绍性研究，如清华大学的张勉，张德教授对组织文化测量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13]。二是对国外的模型稍做改动，并到中国企业里进行验证[14]；国内还有一些咨询机构也开发了一些测量模型，但是没有公开发表。 3 研究设计 3.1 测量变量的确立 本次研究的测评设计以Schein文化的三内涵为基础[7](在外部环境中求得生存、整合人的组织和对现实、时间、空间、真理、人性、和人际关系的基本假设)，根据Quinn和Cameron的OCAI量表和Denison模型提出了基本的测量变量体系[8，9]。 考虑到企业文化具有国别性和产业性差异[10]，我们在对10家出口加工型企业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的规章制度很严格”、“企业的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企业对于违纪行为有严格的惩罚规定”这些涉及到我国出口加工型企业尖锐矛盾的测量变量。虽然在国外的有些测量量表中也提到了“控制松散—控制严密”这样的变量[10]，但是本研究提出的这些变量更符合中国人的理解习惯，更能反映企业里面的具体情况。 由于企业文化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15]，本研究还搜集和分析了联想、海尔，中石油等两百个多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的优秀案例，提出了“我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企业中有传统文化的氛围”、“我常常用传统的价值观来判断是非”、“企业领导常常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来判断是非”三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测量变量。 本研究在设计过程中还借鉴了郭宇光、孙玉杰、卞敏等国内学者关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观的论述[16～18]，提出了“企业的发展注重与自然的和谐”、“大多数员工决策时会考虑节约能源”这些体现和谐观念的测量变量，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组织了三次焦点小组访谈，四次深入访谈，最终确定了四个方面(企业与环境的关系、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员工与员工的关系、员工和自身的有关系)，52个测量变量，如表1所示。本研究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根据符合度打分。
3.2 样本构成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广东和浙江的总共10个出口加工型企业，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821份，有效问卷772份。具体的样本构成如表2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