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企业家特征对企业创业的影响

      很多文献研究了企业家性格特征对创业的影响。但个性特征是如何影响创业的呢？根据管理学的二八法则，笔者认为，只要研究个性特征对创业核心要素的影响，就能比较准确地了解个性特征对创业的影响。基于这个观点，本文提炼出中国企业家特征的研究框架，并结合企业创业的核心要素模型，分析企业家特征对创业核心要素的影响，进而分析企业家特征对整个创业过程的影响。

      一、企业家的性格特征研究

      企业家特征研究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观察创业行为归纳出企业家的个性特征，并描述为创造性、勇敢、进攻性等。这类研究试图揭示企业家的性格特征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解释民族精神、文化差异在培养企业家方面的作用；二是对成功企业家进行人文统计分析，得出企业家的人文统计特征，如出生顺序、性别、教育等特征。笔者认为，在不同国籍创业者之间进行企业家特征的人文统计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同一国家内部则意义不大。因为人文统计研究有助于了解国家的文化差异对创业者的影响，而同一民族文化中虽然可能存在区域亚文化，但民族文化对创业的影响主要在国家层面比较容易分辨，在地区层面或组织层面则很难分辨。

      企业家性格特征对创业有何影响？学者们的看法不一。毕海德认为，由于创业的不确定性，因此创业者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是适应能力；而果断、开明、控制内心冲突的能力和发现正确因果关系的天赋有助于适应能力的提高。另外，创业者在赢得资源供给者的支持上主要依赖于应变能力、自制力、洞察力和销售技巧。一些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最重要的品质（如承担风险、创造性、雄心壮志、领袖气质等），毕海德却认为是次重要的品质。[1] 蒂蒙斯认为，企业家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成功企业家“可取并可学到的态度和行为”的研究框架，其内容包括：责任承诺和决心，领导力量，商机困扰，对风险、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容纳度，创造性、自我依赖和适应能力，胜出的动机6个方面。[2] 另外，蒂蒙斯还系统指出了对创业有害的“非创业思想和行为”，包括觉得不会受伤害、表现强大、反对权力、冲动、受到外部控制、完美主义、无所不知和绝对独立等，认为这些会给创业带来麻烦，甚至置企业于死地。[2] 库马特认为，典型的企业家通常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使得他们与非企业家截然不同。[3] 库马特的企业家特征模型包括9大方面，比上述毕海德和蒂蒙斯的还要复杂。

      除以上学者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对企业家特征进行了研究。尽管学者们对企业家应具有的特征持不同观点，但有些看法是一致的，即企业家的性格特征主要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可以学习的。另外，现有文献都没有研究企业家性格特征是如何影响创业的。

      二、中国企业家的特征

      中国企业家的特征是否与西方企业家一样？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环境在个体特征的形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的经济文化环境明显不同于西方。根据现有文献以及转型期的实际情况，笔者总结出中国企业家特征的一个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这个框架包括改革的愿望、社会网络、创业倾向、成就需求、创业能力、性格特征等6个方面，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中国企业家特征研究框架。①

      

      （一）改革的愿望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在很多时候约束了具有改革精神的企业家，因为改革方案要经过试点和政府允许后才能实行，否则“先斩后奏”有触犯法律的危险。但是，一旦政策在全局推广，制度改革孕育的创业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存在了。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创业机会吸引了许多人去尝试，成为改革的弄潮儿，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纵观中国30年的改革历史，可以发现，国内许多著名企业家往往具有强烈的改革愿望，他们在改革中具有超前的眼光，对改革的方向具有敏锐的把握能力，往往比别人提前行动，尝试一些先进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引导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例如，柳传志在联想成立之初，就向投资人要求企业经营的三项权利：人事权、财务权、经营自主权，这比其他国有企业真正享受这三权早了一到两年。1989年，在国家实行彩电价格管制、消费者持币待购的情形下，倪润峰果断决策：长虹彩电在全国范围内降价，同时保证国家税收一分不少，结果不但为企业解除了产品积压的负担，赢得品牌知名度，同时导致50多天后国家出台彩电定价自由政策。柳传志和倪润峰所做的事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常人不敢想像的，冒着非常大的风险。这也说明在转型期，如果不对改革方向有敏锐的把握，而且具有超前的眼光和迅速行动的魄力，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二）社会网络资源

      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一直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许多人为此耗费心血。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中国是一种重特殊信任而普遍信任度偏低的社会。在这种普遍信任度偏低的社会中，人们在处理问题时往往有“自己人”和“外人”之分，遵循着“情、理、法”的原则。因此，在这种环境中，要想成功，关系网络比能力更重要。中国人之所以在创业前都愿意先在相似的环境中工作一段时间，其目的不但是为了积累社会工作经验，更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同各级政府的代理人建立牢固的个人政治关系，与各种关键人员结成稳固的“友谊”，以便得到提拔，获得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另外，关系网络也是创业机会的主要来源。罗伯特（Robert）等人研究了社会资本在创业机会的信息来源和评价活动方面的作用，认为创业机会的最大信息来源是以往的工作经验（73％），其次是工作伙伴（32.8％），观察同类企业（25.8％），朋友或亲戚（19.1％），个人兴趣或爱好（17.2％），市场调查或灵感（22.1％），其他来源（7.4％）。[4]② 这些数据说明社会关系网络是创业机会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在转型期，企业家与各级政府、社会人士的关系网络的大小以及牢固程度是创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是重要的创业资本，也是重要的创业机会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