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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企业基因理论的回顾和反思，发现基因可分性对企业基因框架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利用基因顺反子学说构建的企业基因顺反子系统新模型，是一个包括企业基因的内部精细结构（即控制企业精神的信念—意识碱基对和控制企业肌体的资源—能力碱基对），企业基因本身（即企业惯例和企业基因载体），以及企业价值外显机制的三层系统结构。其完整性、系统性对企业成长蜕变过程具有显见的指导意义。模型在企业蜕变中的应用，包括了以之为基础建立的企业蜕变的顺反子基因系统模型和企业蜕变的顺反子基因战略，以及两种主要蜕变形式的多点位运作，以此来诠释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生物基因的两大特质是：基因编码决定性状；基因与环境互作决定性状。管理学界从企业是一个生命体的假设出发，认为企业亦具有企业基因，如生物基因一般，主要由内部因素并通过环境互作决定企业的外在经营表现。因此，对企业基因的研究能从根本上解答如何造就一个健康优秀甚至卓越的企业这样一个管理学终极命题。 通过对企业基因理论的回顾与归纳，笔者认为企业基因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生物概念引用阶段、企业基因概念提出阶段、应用修正阶段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多向衍生研究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生物基因的概念开始被引入管理学。在此阶段中，学者们普遍开始认识到生物基因体系对管理学的借鉴意义，从多个角度挖掘企业生态管理的潜在机理，是基因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启蒙时期。但其引用方式是松散的、不系统的，与被引用的客体即基因理论的契合性不强，也未明确提出企业基因概念，而是仍然停留在企业生物体、企业生态、企业组织和文化DNA的概念上。 在第二阶段，企业基因概念开始被明确提出。企业基因受到更多关注，出现明确界定，但这些界定显示出普遍唯心、唯意志论的基调。就如同人类认识自身的道路，在尚未发明电子显微镜以前，科学家由于不能解释人体的精密性，就会诉诸灵魂和上帝。心智模式等人的意识本身或智慧的积累和应用也是需要物质基础的。无论生物或企业，遗传运用的是整个宇宙通行的物理原理和化学结构，须避开虚无主义陷阱，挖掘企业基因的现实物质基础。 到第三阶段，企业基因理论的原始雏形开始得到实践应用，概念发生了修正。这个阶段的成果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不但将具有巨大学科隔阂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具象化，还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广泛测度，大大加强了企业基因理论的知晓度和认同度。能力要素的提出为企业基因的界定提供了企业价值链角度的新的思考空间。但这一阶段的实验研究普遍缺乏理论依据，基因剖析的结果竟然是DNA的形象描述，这不仅是一种抽象性的结论，更不利于科技成果的转换和应用。这个阶段的弊端在于它反映出概念界定的随意性以及实际应用需求与现有研究基础之间的鸿沟。 第四阶段是企业基因的衍生研究阶段，它表现出多向性的特征。此阶段的成果可归结为三方面：第一，企业成长演化的研究出现了基因模型；第二，企业基因的突变与重组研究得到广泛重视；第三，企业基因的精细结构开始得到关注。其中第二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但问题在于：目前一些学者习惯用基因治疗、转基因等时髦词语去想当然地等同于企业变革、管理创新，而忽略了企业基因和生物基因发挥作用的机制差别。仅仅借用语义的研究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思路，为很多反对使用生物学方法进行企业研究的论调提供了足够的理由。这一阶段仍在继续，表现出鲜明的理论应用性、多向性和系统性，其理论成果对本文关于蜕变的研究有很多的启发。 二、企业基因顺反子系统模型的构建 企业基因理论的发展轨迹符合人类认知的科学规律，有利于这个学科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一方面，基因概念探索仍然存在许多相互抵触的流派，说明目前的理论或者尚未抓住问题的症结，或者这些互相抵触的流派可以被某种工具连接起来，更全面地揭示企业成长的奥秘。另一方面，企业基因理论与生物基因的科学发展严重脱节，基因可分性对企业实践的意义尚未引起重视。 最初，孟德尔认为两个遗传单位在一起各自不会受到沾染，也不会混杂，人们只能从它产生的遗传效应感知它的存在；其后，摩尔根说明了基因的物质性，把基因看成是不可分的最小遗传单位，在一个基因内部没有更小成分可以发生突变或交换[1]；再后来，本泽的“基因的顺反子学说”揭示了基因的精细结构：在一个基因内部，可以发生若干不同位点的突变，基因内部这些不同位点之间还可以发生交换和重组。基因的顺反子学说就是强调基因可分性的理论框架：顺反子（cistron）即一个基因，为功能单位，一个顺反子内可以有许多个突变子和重组子；突变子（muton）是基因突变的最小单位，顺反子中任何一个核苷酸的改变都可以形成一个突变子；重组子（recon）是基因交换的最小单位，代表一个有起点和终点的空间单位，可以是几个密码子的重组，也可以是一个核苷酸的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