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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德国现代企业的组织与控制具有内部控制模式的特征。德国传统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的长期稳定的资本联系不仅阻碍了证券市场的筹资作用，也导致企业信息极具内部占有性。控制机制的主导者——银行是通过在股东大会上集中掌握表决权进入监事会，进而实施其影响的。控制体系的另一侧——雇员也是通过在监事会中的半数席位，得以维护雇员的利益。那些将股票存在银行、委托银行代其执行表决权的股东很少有接触企业经营信息的意愿和可能，更谈不上实施控制。 在德国，最有力的控制就是在任期内撤换经理董事或高级经理人员，尽管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很少发生。对企业的资本代理人——经理们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有指定和撤换权的监事会。企业所有权人的利益目标通常是长期的，而不是公开股票市场上的价格涨跌。来自于抛售股票从而导致企业成为兼并或收购对象的外部威胁微乎其微；二战以来，这类兼并总共只有四例。其中三例是在最近几年中发生的，而且在这三例中，被兼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德国股份公司的整体股权结构不相吻合，没有一个明显占多数的股东。 三、德国现代企业控制机制的变革 与英美外部控制模式目前面临的变革挑战不同，德国现代企业的内部化组织与控制模式遭遇的变革压力并非来自于企业外部。德国企业的个体股东以及代理个体股东实施资产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仍然缺乏直接参与控制的动力。德国综合银行属下的共同基金、保险业小公司理论上也不可能构成对以银行为主导的控制机制的威胁。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的日趋国际化和商品、资本的国际化流动日趋广泛，原有机制的外部适应性明显减弱，变革由此而生。例如，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筹资和投资活动必须适应东道国乃至第三国的金融操作与法律规范，异地上市的德国公司常常被要求保证企业经营信息的公开化。而在德国的传统中，信息的流通只在内部进行，将股票存在银行并委托银行代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几乎从不关心企业的信息。因此，这种传统显然已不适应德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处在变革前沿的环节主要有两个：一是银行过于突出的主导地位；另一则是过于缺乏兼并与收购市场。就前者而言，在综合银行体制下，银行既是信贷者又是投资者，它那既直接拥有企业股权又代理股东行使投票表决权的多重角色使其处在利益矛盾的敏感处。尽管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28条明确规定， 寄存银行代理投票建议书应充分反映客户股东的利益，但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的交叉持股结构往往排斥了外部股东的利益。在银行既是直接持股者又是代理持股者的情况下，银行很少从股东的利益出发来考虑对被持股公司的控制；在银行只是信贷者和代理持股者的情况下，银行的控制目标又会向需要更大量的外部融资决策倾斜，即鼓励经理们追求更大的投资规模和增长可能，而不是短期的最大利润，而后者恰恰是股东的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当银行不直接持股却拥有代理股权的企业与银行直接持股的企业间存在资本联系或商业关系时，银行通常会出于关联企业的利益，而并非出于被代理股东的利益，实施有效的控制。凡此种种暴露出银行主导控制权对股东利益的损害，并且成为削弱银行在公司控制中的主导地位的依据。德国中型企业协会的一份调查显示，88%的被调查者赞同对银行权力实施限制。 对公司兼并与收购的现状而言，德国公司的组织与结构显然对兼并与收购市场交易产生制约。上市公司只占德国全部公司的40%左右；大股东集团的存在和投票表决权的集中占有都增加了外部投资者实施兼并与收购的难度。银行与企业、银行与银行间的共同代理及资本交织关系增强了与第三方抗衡的实力。银行帮助企业抵抗外部收购压力的内部交易在德国并无法律约束，但在其他国家却明显为有关法律所禁止。至少在欧洲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德国必须修订其公司法，以适应欧盟统一法律的挑战。 但是正如本文的前面部分所剖析的那样，金融力量的集中、代理投票表决权的转移与集中，不仅有其历史原因，还涉及德国的政治、税收、金融和商业习惯等多个方面。有关分散金融力量，减少银行控制能力的现实反映是：德国的大银行虽然声称要减少其对非金融机构的持股，以及在企业监事会中的代表人数，但尚没有充分的统计数字印证银行这种控制作用减弱的趋势。 然而从长远来看，尤其是随着金融自由化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德国传统的内部化融资体系将不断遭到外部势力的冲击，变革已在所难免，尽管这一进程是艰难而又缓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