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十一月份国务院确定选择百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以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惊雷滚过神州大地，震撼着亿万人心。昔日躺在政府怀抱里嗷嗷待哺的国有企业，开始登上现代企业制度这艘牵动世界经济大发展的不沉之舟，朝着现代企业的彼岸扬帆启程，追寻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霸主之梦”！ 据国家经贸委、体改委等部门调查，在国务院选定百户试点的同时，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亦纷纷确定了各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国家及省、市、县级试点企业达3.8万户。 各级政府已经掀起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热潮，企业试点情况怎样呢？最近，笔者对某地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经营状况的100 个试点企业进行调查，并对部分省、市试点工作调查组调查情况加以综合分析，结果表明：被动应付试点的占48%；意欲退出试点的15%，积极主动、稳步推进试点的占37%。截止1995年6月底， 国家级百户试点企业中，经国家经贸委批准正式挂牌进入实施阶段的，只有湖北黄石冶钢集团公司、杭州汽轮动力集团公司、重庆钢铁集团公司及河北唐山市三友碱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仅占4%。笔者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小姑”插足——“权”与“利”的碰撞 许多试点企业纷纷反映，从总体上说，试点工作的大环境是好的，但“小姑子”却多了起来，她们利用手中握有的“特权”，故意为试点工作设障挡道，阻碍了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迈进的进程，试点的好梦依然笼罩着“三乱”的阴魂。 A.中介机构乱收费。时下，许多地区承担资产评估、验资、会计报告、律师公证、工商登记等项职能的社会中介机构，不约而同地拦截在试点企业改制的路途中，强行要求企业留下“买路钱”。企业要顺利通过上述几关，挂上新的牌子往往需要花费几万元甚至10多万元。改革措施“价格之昂贵”，使一些企业发出了“花钱买改革、试点不起”的慨叹。 辽宁省某机械制造企业的厂长反映：该厂请有关部门进行资产评估，他们按规定交了3万元的评估费，结果全厂5000 万元的净资产被估价为6000万元，厂领导班子和财务人员感到“估”过其“实”，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经人点拨，给评估小组每人赠送了一条“金利来”领带，这一招果然灵验，评估小组以计算失误为托词，迅速将6000万元改成了4000万元。这瞬间“砍”掉的2000万元，能给人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苏北某棉纺织厂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资产评估到律师事务所公证等改革程序，待到“万事俱备”、到工商部门登记时，主管发证的工商局副局长竟提出要从该厂低价购买10吨42s棉纱。 因今年棉纺织行业增本减利因素增多，企业经济效益欠佳，厂长一时未能满足那位副局长的要求，结果尽管该厂交足了登记费，但工商局竟以材料不规范、数据不实为借口，故意刁难。该厂无奈，只好又用近一个月时间，对上报材料进行重新起草，后经上级有关领导出面协调，才勉强领到了新的执照。 B.行政长官乱摊派。从国务院到全国各地来看，列入试点的企业多半是一些生产经营红火、经济效益较好的支柱行业的骨干企业，可这些企业往往是少数政府首脑协调矛盾、解决问题的“避难所”。最近，江苏省计经委等10个单位联合对省内部分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其中不少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产销两旺，但因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销售价格上升不快等因素制约，企业自我积累不丰，而从事改革试点的各项成本支出却始终居高不下。一些企业反映，少数行政领导指令各项改革措施都要企业来负担成本，企业承受能力已到了极限。1994年苏州市区10个工业局煤、油、电、棉、丝、切片等政策性调价达8亿元之巨，是同年同口径利润的4.8倍，政策性工资调整增加支出3亿元，粮价、煤、电等补贴2.7亿元，这些均由企业来支付。部分企业的厂长（经理）对笔者说，该市政府主管部门的个别领导一方面要求试点企业要适应市场形势变化，增强自我消化增本减利因素和自我发展能力，一方面又将落实改革措施的成本转嫁到企业头上，为此，不少企业明明生产形势很好，也不得不故意哭穷报亏，以转移主管部门领导的视线。 C.社会事业乱卡压。过去，国有企业生存发展不仅要建厂房，办设备，而且还需办社会，托儿所、餐厅、浴室、理发厅、影剧院一应俱全，成为阻碍国有企业发展的沉重包袱。现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革，就是要将企业从办社会的怪圈中解脱出来。令人痛心的是，实际工作中企业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有变本加厉之势。据江苏省有关部门对试点企业的调查，目前该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企业工资挂钩的各项支出越来越多。据统计，企业每支付1元工资，还需再付0.5至0.6 元的各项挂钩支出。苏北一家制鞋企业有职工1000人，每年发放职工工资500 万元，同时，需交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公费医疗费等280万元， 企业原来是办看得见的公共设施，现在办无形的社会事业，所花费用有增无减。另据华北地区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综合调查表明，在试点过程中，各地银行系统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躲进小楼成一统，任尔东南西北风”，因此企业原有的负担，如债务、富余人员、社会职能等减轻不多，试点工作大环境并未得到明显优化，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转机建制的进程。 “婆婆”踱步——“放”与“管”的徘徊 为搞活国有企业，让其真正走向市场，国务院提出落实企业自主权，促进政企分开，各地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行为愈来愈少，推动了试点工作的开展和企业的发展，然而，有些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企业“一放了之”，放任自流或该放的不放，该管的不管。企业对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新生事物如坠五里云中，痛苦地陷入有了“婆婆”怨“婆婆”，没有“婆婆”想“婆婆”的两难境地。
